1950年10月,志愿军第一次跨过鸭绿江,炮兵连的牵引马却还在齐齐哈尔等车皮。当时,朱老总一通电话打到北京:“军马不能再拖,得有位懂行的人出面。”不到一周,一纸委任令摆在了68岁的载涛案头,他对夫人摆摆手,半开玩笑:“弼马温的差事,还是落到我头上。”
毛主席为什么相中这位前清亲王?原因不复杂。解放军里的养马行家不少,真正理解欧洲骑兵体系又通晓满蒙马种的人却凤毛麟角,而载涛恰好两样兼具。四十年前,他在法国索米骑兵学校蹲过马厩;辛亥动荡后,他靠倒卖旧鞍子艰难度日,对牲口的门道反倒更熟了。
接过委任令的当天,载涛先掂量起责权。炮兵司令部刚成立不到两个月,马政局名存实无,一切从零起步。有人劝他“挂个名就行”,他摇头:“顾问也是官,可顾的是马,马耽误不起。”第二天清晨,他和郑新潮在东交民巷的小旅馆碰头。郑新潮递上马场概况,载涛低头猛记,边写边嘟囔:“先定目标,先解决血统,再谈调运。”
说起血统,就绕不开载涛的家世。他是奕譞第七子,同治、光绪一辈。若按宫谱排序,溥仪得管他叫七叔。百年前在北京城,他是出行八抬大轿的“涛七爷”。可大清一垮,王府卖给辅仁大学,他拉着两个儿子在德胜门外捡破烂。有人觉得这位老人堪作“时代落魄者”样本,他却硬气地对亲信说:“朝换了,理儿没变,别做亡国奴。”
这种硬气,抗战时期表现得更足。关东军、张作霖、宋哲元都抛过橄榄枝,他一概谢绝。1935年春,日本人逼他去马兰峪迎溥仪复辟,他立在门口一句话顶回去:“我是中华民国人,不陪戏。”从那以后,北京城的遗老遗少都把他当族长。
共和国奠基后,载涛原本赋闲。1949年新政协筹备,他并不在首批名单。会议闭幕后,李济深忆起老朋友,带上蒋光鼐登门。“新中国的事,总要有你满族长辈一份声。”李济深这句话击中了载涛的心结。于是1950年6月,他走进中南海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总理笑说抱歉,请他“补上作业,提个建议”。载涛愣了神,回家熬一夜,写下《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案》,簇新的墨痕还没干,就被送到毛主席桌上。
主席批了“好”,并提议让载涛出任炮兵马政局顾问。对这份肯定,载涛感慨万千。给主席去信,他用毛笔写了八个字:“当尽绵力,不负所托。”但转念又生怯意:“没干好丢人。”中央回信让他在家休息,需要时再通知。载涛却每天清早准时到局里,一张老挂钟滴答见证了他比年轻人还准时。
1951年夏,他执意赴东北。那趟行程几乎走遍牡丹江、依兰等十三处马场。老王爷不到五尺七的身板,翻身上马说走就走。夜里宿草棚,冻得直打哆嗦,他还跟牧工聊血统改良,“马躯干要短,后躯长,负重才行。”牧工们听呆了,回头悄悄议论:“王爷比兽医还兽医。”
有意思的是,工作间隙,载涛还被毛主席特别叮嘱:“你们家要帮溥仪。”1955年7月,他在中南海勤政殿见到主席。主席话锋一转:“战犯只是过去的帽子,人还是那个人。”这一问让载涛当场冒汗,小声答:“他在抚顺,我哪敢接触?”毛主席摆摆手:“去看看,劝他学习。”于是便有了1956年抚顺管理所一幕。监舍大门一开,溥仪扑向七叔放声大哭,身后看守也被这一幕惊得愣住。
亲情的力量在悄悄改变旧皇帝的观念。1959年12月,溥仪特赦返京。火车站接站的人围成两圈,却把他孤零零放在中间。周总理看得真切,打趣:“还按旧礼啊?”众人这才醒悟,把他拉进人堆。那晚的家宴只有白菜炖豆腐,溥仪却吃得很香:“七叔,这才是过日子。”这种平等氛围,比千言万语更有教育作用。
载涛的顾问生涯并非摆设。朝鲜战事升级,朱老总再次来电,“两万五千匹,期限三个月。”载涛立即召集郑新潮研判。“重炮牵引,宁要耐力,不求速度。”最终定下以河曲原种公马配白城军马的方案。采购队伍往返西北,三个月竟比计划多交两千匹。朱老总在批示上盖了个大红章:“七爷办事,不拖泥带水。”
按工资条例,顾问津贴每月二百元,车马费五十元。局里提议配辆小轿车,载涛拒绝,只要一辆旧吉普:“车好坏没关系,关键能到马场。”这一坚持持续到他病重才肯罢休。1956年秋,他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家庭出身一栏写得干脆:“清代贵族”。李济深批注:思想进步,特予吸收。字迹遒劲,像是为过去划上一笔,也为自己留下一行注脚。
有人纳闷,一位曾经的亲王,怎么甘心当“弼马温”?郑新潮后来回忆,载涛私下说过:“张作霖、土肥原都给过高官厚禄,可咱不缺那点虚名。共产党用得着我,我就卖力。马跑得好,炮推得动,就是给国家做事。”一句话,道尽他后半生的价值观。
1961年仲春,载涛因病住进协和医院。他仍惦记马场,说要写一份改良报告。主治医生劝他休息,他轻声笑:“别耽搁马政局。”同年五月,病情恶化。弥留之际,他让家人把那份尚未定稿的笔记交给郑新潮。纸页边角卷曲,却密密麻麻写着改良方案、疫病防治、饲料配比。许多年后,这些手稿仍保存在军博档案室。
从锦衣玉食到风餐露宿,载涛的一生几乎浓缩了近现代中国的急剧变迁。他曾拥权罔顾时局,也曾沿街卖旧货;他看过京城万人跪迎的排场,也见识了坦克轰鸣的新时代。然而,当毛主席递来的那张任命书落到手中,他只当自己换了一个新的营房,继续与马为伍。所谓弼马温,不过是戏谑;真正的尊严,则藏在那句朴素的自白里——“只有得民心的政党,我才愿意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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