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冬，一张从加德满都寄往北京的电报，被翻译人员连夜送进中南海。
这份电报没提豪言壮语，只写了两行：尼方坚持珠峰全部归属尼泊尔；若中方不让步，谈判随时中止。
就是这封看似平淡的电报，把中尼边界谈判推到了悬崖边，也让“世界第一高峰”再次成为外交博弈的主角。
珠穆朗玛峰并非空谷孤立，它横亘在中尼之间，北坡在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南坡落入尼泊尔索卢。
早在1719年，康熙命四品工程司绘制《喀喇昆仑山及边地舆图》，珠峰第一次被完整地标注在清廷档案。
国际公认的“先占先绘”原则由此确立：珠峰北坡属于中国。
理论归理论，现实更复杂。
20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国家试图借一条山脊挑拨中新友好，尼泊尔国内政坛也出现了借“珠峰主权”谋取政治资本的声音。
建交才两年，边界便暗潮汹涌。
周总理提出“习惯线”方案：以山脊为界，南北各管一侧。
尼方首相柯伊拉腊却抛出“全部归尼”底牌。
双方谈了三轮，始终僵持。
有意思的是，每当外界传出谈判破裂的消息，尼首相府门前就会出现极具煽动性的“收回珠峰”标语，极大加剧了舆论对峙。
1959年，中苏裂痕显现。
北京清楚，西方正盯着南亚动向。
如果珠峰问题拖下去，一旦被外部势力利用，将形成新的外交压力点。
于是，毛主席亲自圈定一行批示：主动出击，用事实说话。
那句脍炙人口的话后来被记了下来——“谈不拢就先搁置，咱们干点实事”。
“实事”指什么？
征服珠峰北坡。
此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队伍从北坡登顶成功。
尼泊尔人常以此为证据，说北坡无路，可见南坡才是“珠峰正门”。
毛主席与贺龙通电话时只说了一句：“路总归是走出来的”。
1960年3月，270名队员和6吨瑞士装备抵达西藏定日。
高原上风大到能把帐篷撕成碎布。
先遣组刚摸到7300米，一名向导遇难。
屈银华含泪下令撤回。
有人忧心忡忡，担心再出发又失败。
周总理握住屈银华的手，轻声说：“活着回来比什么都重要，下次再上”。
休整不到两周，四人突击组重新出发。
他们带的氧气并不充裕，只能靠托运队反复驮送。
5月24日晚，海拔8700米处出现一段近乎垂直的冰岩。
王富洲看了看表，摇头：“再晚气温就跌”。
刘连满脱下手套，低声一句：“搭梯子，我在底”。
人梯架起，20米“死亡岩壁”硬生生被啃掉。
25日凌晨4点，北风似刀。
屈银华、王富洲、贡布三人把五星红旗和世界登山协会记录筒一并插在峰顶。
这是人类第一次从北坡成功攀越珠峰。
当天清晨，新华社加急电令发往全世界，电文只有28字：“中国登山队克服万难，于四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北坡登顶”。
尼泊尔媒体先是沉默，随后必然的提问抛出：既然中国人能从北坡上去，那么山顶到底是谁的？
压力直接回到了加德满都政府。
同年10月5日，柯伊拉腊再访北京。
谈判桌边，毛主席语速很慢：“你们想全要，我们不能同意；我们全要，你们也不会同意。不如南坡归你们，北坡归我们，山顶共同拥有，如何？”
柯伊拉腊沉默许久，只回了一句：“可以讨论”。
协议最终写下：主峰峰顶线为分界线，中方拥有北坡主权，尼方拥有南坡主权，山顶共享。
这份文件成为中尼友好版图的基石，也把外部势力的算盘彻底打碎。
值得一提的是，协议签署现场，屈银华作为登顶代表列席，他的左手仍包着厚厚绷带，两个指尖因为冻伤被永久截去。
有人问登山队是否后悔。
屈银华笑了笑：“珠峰不属于哪一个人，却见证了谁真正愿意为国家扛风险”。
这句话此后被不少国际媒体引用。
在那场看似简单的“珠峰共享”，背后是数年斡旋、政治算计与生命代价的交错。
历史没有彩排，每一次攀登都写在岩石上。
1961年之后，中尼边境保持了长期和平。
而珠峰北坡大本营，如今仍能看到那面1960年插下的五星红旗，颜色虽被日光晒得略淡，却仍迎风猎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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