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台北街头的报亭里，一份小报在醒目位置刊出一段采访：前湖南督军赵恒惕被问及数次缉捕毛泽东而未果的往事，只是摇头并叹了句“他的能量太大”。短短八个字，隔着报纸墨香，却将二十余年的追逃与反追逃重新拉回人们的记忆。
时间往回拨到1923年初春。那时湘江边的暮色尚带寒意，毛泽东在《省宪下之湖南》和《省宪经与赵恒惕》两文中，将矛头直接指向省长赵恒惕，痛陈其“挟军阀之势，抑民众之声”。文章一出，长沙读报者拍桌叫好，赵恒惕却恨得咬牙，暗令长沙警察厅“盯紧毛润之”。
有意思的是，赵恒惕并没想到，负责执行任务的警察厅长刘策成竟是毛泽东早年的老师。茶余饭后，刘策成常提起这位学生：“性子倔，脑子活，留神别小瞧他。”于是第一次缉捕行动，在老师递出的一封暗信里无声溃败，毛泽东夜渡湘江奔向韶山。
1925年2月6日，正月初四，韶山冲的山路依旧泥泞。外人眼里，那辆慢吞吞的牛车是“回乡养病”，然而毛泽东对同行的毛泽民悄声说：“这趟是点火，不是躲清静。”随后几个月，22所农民夜校在山谷间亮起油灯，千余名农民协会会员推开了闭锁已久的祠堂大门。杨开慧抱着岸英上课的画面，被乡亲们津津乐道。
夜校背后，赵恒惕收到湘潭地主的急报：“毛润之策动匪众，地方不宁。”这一次，他不再依赖长沙警署，而是直接密令团防局：若逮到毛泽东，就地正法。密令飞往湘潭，下属官吏胸口别上匣子枪，抬脚直奔韶山上屋场。
赵恒惕笃定这回万无一失，却再次扑了空。原因无他，湘潭县议员郭麓宾早获风声，连夜派侄儿郭仕逵骑马送信。毛泽东听罢，只淡淡一句：“天没黑透，咱还得把工作交代明白。”不紧不慢分配完任务，转身披上旧袍，化装郎中，挑着药箱出门。等搜捕兵团摸到上屋场，灯火全熄，只剩稻草随风作响。
8月底，毛泽东躲进长沙城西的棉絮店。店主是他的堂姑妈毛贵英，见三侄回来，先递碗姜汤压惊，再压低嗓门问：“军阀势大，你真有法子？”毛泽东笑道：“人心在我，枪再多也怕人心。”短短两句对话，棉絮堆里却藏着随时拔营的警惕。
几日后夜幕初降，棉絮店门被捶得咚咚作响。彭华老姑爹抽长烟杆拖延时间，店外捕快怒喝：“搜人！”屋内灯火忽暗，外头脚步哗啦冲进。捕快举灯掀翻棉絮，羊毛絮片漫天飞舞，却没见到要找的身影。待他们骂骂咧咧离去，最里层被压得紧实的棉堆“噗”地一声塌陷，毛泽东钻出，拍拍身上絮花：“再翻两层，他们就添赏银了。”一家人听后又是失笑又是后怕。
韶山、长沙、湘潭……五次转移，赵恒惕始终慢一步。1926年3月9日，长沙市民大会高呼“打倒赵恒惕”。两天后，这位坐镇湖南五年的督军仓皇南逃，沿途护兵星散。传言说，赵上船那天，望着湘江水面自语：“若早一日擒到毛润之，何至于此？”
新中国成立那年，毛泽东已56岁，赵恒惕则漂泊香港、台北之间。1950年代初，台北《征信新闻》记者在一场茶会上向他提出那个尴尬的问题：“既恨之入骨，当年为何一次也没杀掉毛主席？”老军阀端杯的手抖了抖，半晌才吐出一句：“他的能量太大，我招架不住。”记者追问何谓“能量”，赵恒惕摇摇头，没有再说。
有人替他补了一句解释：枪炮可以围堵一时，民心难以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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