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十二）：宋真宗2
②澶渊之战
望都之战后，辽经常以游骑对宋实施骚扰，在缘边地区时有小规模的战斗发生。同时，双方都在修缮城堡，加固防御，防止对方的袭击。辽军之骚扰侦察行动，引起了宋廷的高度警惕。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一再收到辽军正在向宋朝边境前进消息的赵恒询问宰辅何时亲征为好，宰相寇準建议及早出发，但在宰相毕士安、枢密使王继英的劝谏下，亲征时间被推迟。随即，赵恒又向河北驻军及乡兵、边民分别颁布了动员诏书，做好了必要的应战准备。
闰九月，辽圣宗与承天太后萧绰以收复瓦桥关（在雄县南）失地为名，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宋辽在宋缘边各地陆续发生战斗。此时警报一夜五传，赵恒问计于群臣。当时，江西人、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今江苏南京），蜀人、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寇準则厉声反对说：“谁是替陛下筹划这个计策的人？他的罪可以斩首。现在陛下是神明威武的皇帝，武将和文臣都很团结，如果您亲自领兵出征，敌人自然而然就会逃跑。不这样，那就出奇兵打乱敌人的计划，坚守阵地消磨敌人的士气，使敌人困乏疲惫。从疲劳和安逸的敌我形势来看，我们有必胜的把握。为什么要抛弃太庙太社，到楚、蜀这样边远的地方去呢？问题在于人心崩溃了，敌人乘势而入，天下还能够保住吗？”
当时，告急的边报一日数次不断送到京城，寇準有意扣下，等积到相当数量，才一次转呈给赵恒。赵恒见如许边报全是告急的，便问宰相该怎么办。寇準认为只有立即御驾亲征，毕士安也同意马上动身。十一月二十日（1005年1月3日），赵恒从开封出发，并命李继隆、石保吉担任驾前排阵使。行至半途，传来东京留守赵元份暴死的驿报，赵恒便命随行的参知政事王旦赶回去负责留守东京。行前，王旦问：“十日不胜，何以处之？”赵恒沉默良久才说：“立太子。”
十一月二十二日，赵恒到了韦城。当时瀛州保卫战胜负未知，王超军未能按赵恒的命令南下接应。对于是否继续北行，赵恒犹豫不决。寇準严肃地说：“如今敌军逼近，情况危急，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河北我军正日夜盼望陛下驾到，进军将使我河北诸军的士气壮大百倍。后退则将使军心涣散，百姓失望。敌人趁机进攻。陛下恐怕连金陵也保不住了。”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带御器械王应昌也表态支持寇準，赵恒这才打消回撤的念头。正在宋廷内部讨论亲征之事时，辽军继承咸平年间的战略，不攻边城，竭力纵深，在赵恒本人尚未抵达澶州时，辽军主力已先开到澶州城下。辽军主帅萧挞凛在澶州前线被宋军以床子弩射杀，辽军士气大挫。
十一月二十五日（1005年1月8日），赵恒抵达澶州南城（澶州跨河分南、北两城）。赵恒到达南城后，就想留在南城。有些人也劝赵恒留在南城，因为南城大而北城小，且南城比北城安全。寇準力劝赵恒到北城，说∶“陛下亲征既已到了澶州，而宋军主力在河的北面，陛下如不亲临前沿，亲征的意义就减弱许多。再说，眼下我方从各处调集的军队陆续开到，不必担心会发生突然败退的情况。”高琼也劝赵恒到北城，并且不等他表态，就催促卫士们护送赵恒前进。赵恒终于同意去北城。但走到河边，赵恒又犹豫了，经高琼再次劝说，他才过河。赵恒登上北城城楼，打起黄龙旗、张起黄伞，城下宋军官兵远远望见，立即高呼万岁，士气大振。赵恒从城楼上下来，又慰问了驻城官兵。当夜，赵恒回到南城。此后，赵恒再次亲往北城，对宋军官兵鼓舞很大。
赵恒在澶州，大约一直显得情绪紧张。早在亲征之前，寇準就将王钦若调开，以防他动摇赵恒的信心。到达澶州后，为了稳定赵恒的情绪，寇準又整日聚集宴饮，以示镇静。
③盟约达成
与之前的历次战役不同，自出兵伊始，辽圣宗与萧太后便经宋降将王继忠之手，与赵恒通信讨论议和之事，其信“词甚恳激”。但因赵恒不能答应辽国索要关南土地的要求，因此和谈在澶渊之战初期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年底，赵恒基于辽方军事进攻不顺、数次请求和议，以及宋朝与辽交战已久、互有胜负的情况下，不敢冒险再战，于是对和议作积极响应，派出右班殿直、鄜延路走马承受公事曹利用与辽朝议和。但曹利用抵达大名后，却被怀疑辽朝议和诚意的天雄军守臣留下。不久后，王继忠分几个途径送信给赵恒，说明辽帝已同意议和，但宋朝的使者却至今未到。几经波折后，赵恒仍决定派曹利用出使。
经过曹利用和辽朝使者的一再讨价还价，两国制定了如下条约：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宋为兄，宋尊萧太后为叔母，后世仍以世侄论，使者定期互访。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辽归还宋遂城（今河北徐水）及瀛、莫二州。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隍城。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即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今河北雄县）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于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1005年1月17日），赵恒从澶州内遣使持盟约，与辽使一同赴城外辽营报聘；五天后，辽向宋回致盟约，因媾和条款业已事先商议确定，故回书格式主要是在引述宋方文字后发誓遵守。至此，澶渊之盟正式达成。
据说，曹利用去辽朝订盟、讨论岁币数额之际，赵恒告诉曹利用说：“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算要百万也可以。”寇準知道后，却私下警告曹利用说：“虽然有敕命，但你答应的数额不许超过三十万，超过三十万，我就要斩下你的头颅。”曹利用回到宋朝之后，赵恒急问金额，曹利用不敢直说，只竖起三根指头，赵恒以为是三百万两，大惊失声脱口道：“太多了。”过了一会又自我安慰道：“是太多了，但就此把事情了结也好。”等知道是三十万时，如释重负，转忧为喜，对曹利用大加赏赐。
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于戈”，同时也是宋朝向番方交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此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宋朝通过澶渊之盟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岁币（三十万）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三千万）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以较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效果。北宋在边境上的雄州、霸州（今河北霸州）等地设置榷场，开放交易，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宋辽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与民族融合。
（6）东封西祀
澶渊之盟签订后，赵恒原以为这是一桩值得自豪的功业，很是得意，并对促成盟约的寇準十分敬佩。不料有一天，王钦若却对他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并称寇準力请赵恒亲征是“孤注一掷”。赵恒从此怏怏不乐。
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寇準以“无大臣体”而被罢相。王钦若建议赵恒“封禅”，以粉饰太平，又说祥瑞可人为制造。赵恒同意，但又担心宰相王旦将会反对。王钦若自告奋勇，自称说服了王旦。赵恒得知后，心里还是不踏实，就把王旦召来宴饮，饮宴正酣时，命人取出一樽酒来赐给王旦说：“带回去同妻儿一起享用吧！”王旦回家后打开酒樽，发现其中盛的全是美珠，他只得对即将到来的封祀沉默不言。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赵恒向王旦、王钦若说，去年他见到神人降临说，当有天书下降，刚才臣下奏称左承天门屋南兔挂有黄帛，当即是天降之书，随后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又决定在当年十月东封泰山。在一个半月的行程中，赵恒不仅带着“天书”封祀天帝于泰山（今泰安北），禅祭地神于社首山（今泰安西南），又去曲阜祭祀孔子。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月，赵恒再次带着“天书”西祀汾阴后土，并升所在地宝鼎县为庆成军（今山西万荣西南）。次年（1012年）十月，又编造了赵氏祖宗是“九天司命真君赵玄朗”，降临在皇宫内的延恩殿的故事。同年，改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赵恒又去毫州（今属安徽）太清官，祭祀被道教徒尊为教祖的老子李耳，并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
赵恒在位时期，京师和地方上建成了一大批官办宫观，朝廷就任命了相应官员去负责管理，与此同时，赵恒又设立了一种与宫观相关的荣誉性的虚衔，可以多领一份俸禄而不必赴任视事，这种官往往以提举某某宫观命名。宫观官在赵恒以后成为官僚队伍中一个特殊系列，一方面说明了宋朝政府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冗官和冗费的严重程度。
天书封祀对真宗一朝的政治和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仅是东封泰山，就耗费八百余万贯；西祀汾阴，耗资更增二十万贯，这还不计亳州之行。在玉清昭应宫的营造过程中，仅雕三座塑像就用去金一万两、银五千两，则二千六百十座建筑的糜费可以想见。倘若将京城景灵宫、太极观和各地宫观都计算在内，其费用之大难以计算。赵恒在位前期，经过近四十年的经济恢复，天下富庶、财政良好；由于装神弄鬼的折腾，几乎把前代的积蓄挥霍殆尽，到其晚年“内之蓄藏，稍已空尽”。这种以迷信活动作为国家朝政的荒唐举动，直至赵恒去世后才宣告结束。《宋史·真宗纪》评说天书封祀是“一国君臣如病狂”。明人李贽也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不过，赵恒在澶渊之盟以后进行如此频繁的祭祀活动，其意图除了掩盖其处理宋辽关系方面的失利外，也有以盛大规模的封祀礼仪“镇服四海、夸示外国”，来证明赵宋皇权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的用意（如表明宋朝受命于天，以影响崇奉天帝的辽朝君臣放弃攻宋的企图）。
（7）晚年及崩逝
大中祥符（1008年－1016年）年间以后，赵恒一再热衷“祥瑞”粉饰太平，听任王钦若、丁谓等“五鬼”参与朝政。但他本人也没有忘记处理内政的问题，仍取得了一定成效。
据《宋史》记载，赵恒生过六男二女（事实上不止此数，如还有传闻中的私生子张茂实）。除李宸妃诞下的赵受益（即后来的宋仁宗赵祯，被刘皇后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之外，其他四子可能出生不久就夭亡，只有赵恒第二任皇后郭氏（参见词条章穆皇后）所生嫡子赵祐在咸平六年（1003年）“生九年而薨”。赵祐去世后，赵恒一度将皇四弟赵元份之子赵允让迎到宫中抚养，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年赵受益出生之后赵允让又被送还王府。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节，赵恒下诏册立八岁的赵受益为皇太子，改名赵祯。
赵恒的第一任皇后是郭氏（元配潘氏在他即位前已去世多年）。景德四年（1007年），郭皇后去世。此后直至大中祥符五年（1013年），赵恒才册立宠妃刘氏为后。而自大中祥符末期开始，赵恒的身体每况愈下，逐渐变得喜怒无常。因为刘皇后有很强的处理政务的能力，赵恒到晚年时，把不少重要事务交她处置或与她商量处理。而刘皇后的前夫、后来的“哥哥”刘美于天禧三年（1019年）被任命为侍卫马军都虞候，并主管本司事务，执掌了军权。其他几位禁军首领也同刘皇后关系密切。所以在赵恒晚年，刘皇后对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自天禧元年（1017年）王旦因病辞去相位后，赵恒任用王钦若为相，两年后王钦若去职，寇準重新入朝拜相。在赵恒晚年，朝中形成了激烈斗争的两派：一派以寇準为首，有李迪、王曾、杨亿、盛度及宦官周怀政、武将曹玮、外戚李遵勖等；另一派以刘皇后、丁谓为首，有曹利用、任中正、钱惟演及宦官雷允恭等。天禧四年（1020年），周怀政见赵恒病情愈发严重，密召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策划谋杀首相丁谓，拥立太子赵祯即位，奉赵恒为太上皇。因二杨告发，周怀政谋泄被杀，政变失败，寇準、曹玮、盛度等一批文臣、武官与宦官遭到清算。随后，李迪在与丁谓的斗争中失败，被贬外地。
这一时期，赵恒的病情时轻时重，其状况时好时坏。到天禧五年大年初一（1021年2月15日）前后，其病情又有好转，不但能自己参加议政，还亲自到启圣宫的太宗神御前拜谒，以致朝廷内外的人都认为赵恒的病已好转、很快就能康复了。但在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赵恒的病情急剧转重，陷入半昏迷的状态。同月十九日（1022年3月23日），赵恒于东京延庆殿驾崩，享年五十五岁，在位共二十五年。群臣为其上谥号为文明章圣元孝皇帝，庙号真宗。十月十三日，葬于永定陵；二十三日，附祭太庙。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十一月，加谥为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定谥为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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