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20日傍晚，珠江岸边的风带着些许咸味，省委大院依旧灯火通明。陶铸拿着刚从北京传来的批件，等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曾生进门。
三年前，曾生刚在湛江主持舰队首艘高速护卫艇下水，满脑子还在盘算下一步的舰艇编成，此刻却被召来谈地方事务，心里多少有些发怵。
“中央已批准朱光进京，广州缺主帅。”陶铸开门见山，话锋直指要害。
曾生沉默良久。二十多年战场摸爬滚打，他最熟悉的是炮火和航道，而不是菜篮子和马路。他想到广州正遭遇粮荒、水肿病蔓延、待业青年云集，压力呼之欲出。
有意思的是，他此时仍穿着海军灰蓝作训服，袖口还沾着上午码头巡察的机油。于是提出一个条件：先借调，干砸了就回舰队。
陶铸轻轻一笑：“服从组织分配，这是党员底色。”简短回应，却像一只锚，将这位少将稳稳扣在省府大局。
11月29日，广州市第四届人代会举手表决，新市长诞生。会场外，职工们排队领定量粮票，这一幕成了曾生任内第一张深刻的画面。
回想抗战岁月，东江纵队靠一张简易地图穿行六万平方公里游击区；如今守的是三百余万人口的大城，这种身份切换颇具戏剧感。
1961年春，城乡水肿病例激增。市府测算，人均体重下降两公斤。曾生把军中后勤思路挪进民政会议：压缩工业指标，优先副食品；抽调十三万新职工返乡支农。
效果并不立竿见影。部分厂矿停产，街坊们在议事亭低声埋怨。可生产自救小组的蔬菜很快进城，价廉量足，情绪逐步回稳。1964年底，副食品供应比两年前增加近三成。
工业低迷时，他还要盯市政：海珠桥钢架老化、荔湾排水拥堵、白鹅潭岸坍塌……每件都得签字核算。夜班灯逐渐成了市府大楼标配，头发也大把掉落，卫士私下称他“光头市长”。
外人不知，兼职更多：市委第三书记、军分区政委、人防主任、对外友协会长……他笑言自己像“转速过高的马达，想歇都难”。
1964年后，经济步入回升，“借调”二字却被大家自动遗忘。直至1972年他因失语症北上治疗，同志们才猛然想起：这位市长的组织关系还在海军序列。
1975年10月，曾生出任交通部副部长，很快代理部长。广州岁月让他明白：工业要有出海口。于是力推蛇口工业区，同为东江纵队老战友的袁庚担任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两人通电话只说一句：“赶紧干，时间不等人。”
蛇口破土那年，曾生已六十五岁，京穗深三地来回跑。工地围挡外那句后来名满全国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便是他一锤定音。
1981年退居二线后，他仍频繁出访港澳及北美，联络华侨，促成航运与投资项目。曾生常讲，脱下军装也能完成国家交付的任务。
1995年11月20日清晨，这位“光头市长”病逝广州，享年八十五。骨灰如愿长眠深圳革命烈士陵园，墓碑上没有军衔，只刻八个字：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借调合同从未收回，但他用一生实践了两句话——服从组织，永不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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