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的一天夜半，北京护国寺街的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纸灰味。隔壁张师傅推开窗户，瞧见邻墙角一小片暗红火星一闪即灭，瘸着腿的李家琪抱着铁皮桶，低头吹灰。张师傅嘟囔一句：“大冷天烧啥呢？”这句疑问，后来成了举报信的第一行。
李家琪在大耳胡同混得极好。那年月彩电稀罕，他家却摆着一台21英寸的彩色机，一到周末便把街坊请进去看戏曲。“来，都来坐！”他笑眯眯递瓜子，腿伤严重，拄着拐杖仍跑前跑后。邻居们图个热闹，都说老李心眼好。可有意思的是，所有人只知道他腿有旧伤，却没人真见他去医院。
拉近人心的不止电视机。每逢节日，他总掏钱给孩子们买糖；哪户家灯泡坏了，他拄拐也要爬上凳子帮忙换。人情一铺开，街巷里几乎没人提他灰扑扑的过去：1947年潜入解放区失败被俘、1950年被判十五年、因腿伤留在青海劳改农场，1979年以“医治残疾”名义回京。档案夹上这些字迹，在公安分局的抽屉里蒙了灰，却没彻底沉睡。
李想长期扎根北京，需要一个“正常”的家。他跟寡居多年的仇秀珍迅速成婚，带来一万元安家费。仇秀珍的女儿仇云妹，在农业银行监察司专管绝密文件。继父对她体贴到无微不至：胃病犯了，半夜找名医；想学英语，香港寄来全套教材；新婚缺家电，他一次购齐三机。热情如潮水，防线被一点点冲垮。
1981年春，仇云妹夹带回来一份“中央特赦战犯政策意见”。“爸，有意思吧？”她把文件递过去。李家琪心跳加速，却佯装淡然：“内部东西，我瞅瞅就行，你记得带回单位。”几天后，同一套内容被缩印成显微胶片，装进一只火柴盒，通过港籍交通员李相材带出香港。
张师傅的疑虑在加深。白天，李家琪拄拐在西城各机关附近闲逛；夜里，他总拉紧窗帘，再点起那只小火桶。有时半导体收音机传来嘈杂电流声，他猛地记下几行符号。张师傅越想越怪，索性写了匿名信：“此人夜烧可疑物，与港客来往频繁，请查。”信件送至宣武分局，同年5月转到北京市公安局一处。档案抽屉被拉开，李家琪的名字赫然在列。
追踪一直持续。1981年春节后，李相材第二次进京，带来彩电一台、奖金五千、密信一封。北京站广场他们握手时，远处两名便衣按下快门。密信中标注：提高李家琪生活补贴至月一千，自编号25607。情报价值越滚越大，风险也在积累。
1982年9月，仇云妹经手《中央绝密文件汇编》。她下班后直接带回家，李家琪立刻用照相机逐页拍摄。一周后文件丢失被发现，银行翻遍档案找不到。仇云妹回家急哭，李家琪轻轻拍肩：“闺女，下回办事多留心。”同夜他却换底片、烘干、密封。
可拍好的胶片没走出首都。公安已布控航空口岸，李相材刚进候机楼就被截停。相机里十余张胶片完好，文件影像清晰。技术人员比对后，锁定拍摄地点正是李家琪家中。链条扣到最后一环。
1983年1月17日，新任交通员蔡苹抵京。按照约定，她把密信和四千元经费交给李家琪。密信宣布：设立“北平站”，下设三个行动组，必要时配无线电台。李家琪兴奋得一夜无眠，翌日把信投进炉火，化作灰烬。可院外两名侦察员已记录下她的到访时间。
1月22日，蔡苹乘车赴机场，中途被截获。两小时后，警方带着搜查证敲开大耳胡同的木门。李家琪正把一本小册子塞进炉里。民警一把夺过，只见扉页赫然空白，中间密密麻麻记录着“行动组成员、经费分配、情报口标”。李家琪长叹：“你们早就盯上我了？”
审讯里，李家琪供认：1979—1983年共向台湾递交情报八十余份，其中中央绝密文件八十二份。关于利用继女一事，他冷冷说：“干这一行，亲情算什么，能用就用。”仇云妹听罢泣不成声，仍为继父求情无果。
同年4月4日晚，北京电视台插播快讯：国民党潜伏特务李家琪案侦破，涉案绝密文件全部追回。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刊载照片，街坊们围在报亭议论，全然不敢相信照片里的“李叔”就是报道中的特务。
1983年10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李家琪——反革命间谍罪、反革命投敌叛变罪，判处无期徒刑；蔡苹同案，判刑十五年；仇云妹严重失职，另案处理。宣判后，护国寺街再没人闻到半夜的纸灰味，只剩一堵被烟火熏黑的墙角，悄无声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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