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八股取士是必然，不会存在不实行八股取士的说法。
为何敢下如此结论！
朱元璋时期，人才选拔的第一途径是举荐。
王世贞明代著名学者王世贞在其著作《弇山堂别集》中对明初至万历年中前期的六部尚书进行了统计（王世贞是万历朝人，后面的不可能统计），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六部尚书的出身。
我以王世贞的数据，然后弘治朝为界线，将官员的出身做了一个统计。
六部尚书出身统计（弘治以前）
出身
吏部
户部
礼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合计
占比
进士
3
7
10
11
12
8
51
21.3%
荐举
20
18
9
10
14
15
86
35.8%
归附
10
8
4
2
5
5
34
14.2%
学校
1
6
2
4
2
2
17
7.1%
吏员
1
1
0
0
0
1
3
1.3%
乡举
1
7
3
5
2
5
23
9.6%
其他
0
0
0
3
1
5
9
3.8%
记载不明
1
3
5
6
4
1
20
8.3%
合计
37
50
33
41
40
42
243
100.0%
而从弘治到万历中后期的统计来看，数据很单一，六部尚书共206人，除3人出身不详外，其余203人均为进士出身，占比高达98.5%。
可以看出，明初人才主要来自于举荐。
而反映到朱元璋身上，也确实如此。
朱元璋曾经在洪武三年停了15年科举，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朱元璋觉得科举上来的人华而不实，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曾对中书省慨叹：
“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
随即停了科举。
随即，降人才的主要来源转向举荐。
比如，洪武十五年春正月，朱元璋下令每一位朝觐官都需要荐举一人。
上谕之曰：“古之荐举者以实不以名，后世荐举者徇名而遗实，故往往治不如古。朕遵仿古制，举用贤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几求其实效。今尔等来朝，其各举所知，凡有一善可称、一才可录者，皆具实以闻。朕将随其才以擢用之，毋有所隐。”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一，洪武十五年正月庚戌。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先后历经五朝，任内阁辅臣四十余的年杨士奇。杨士奇幼年名不见经传，父亲早逝，母亲改嫁，继父又因为得罪权贵戍边，只得流浪教书度日。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召集文臣，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在王叔英的推荐下，杨士奇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编纂官。
明初有一批从基层文书小吏起步而最终显达的官员，例如：滕德懋、张度、胡祯、徐辉、李友直、李信、徐晞、李质、郎本忠、万祺等人，最终均官至尚书；王钟、刘本道、陈宁、汪河、叶春、王春、刘敏、王诏、吴复等人，最终均官至侍郎，至于地方官员，则是数不胜数。
但这里面同样有问题，一些人托关系，找门路，到最后，很多举荐上来的人并不具备才华。
洪武二年，朱元璋就对臣下说了举荐人才中存在的问题。
洪武二年九月壬辰朔，上谓廷臣曰：“知人固难，今朕屡敕百司访求贤才，然至者往往名实不副，岂非举者之滥乎？” 廷臣对曰：“请自今令有司荐举，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无冒滥之失。” 上曰：“观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见其著，视其所不为，可以知其所为。但严举主之法，则冒滥自革矣。”
随即，朱元璋采取了连坐之法，谁推荐的人才，除了问题谁负责。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命令也觉得不可思议，推荐人才，没合适就不用就可以了，为何还要严厉地出发推荐人。后来才明白，还是因为关系户太多，已经影响到了整个人才的选拔。
所以到了洪武十六年，朱元璋不得不重启停了10年的科举。
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评选人才的标准是很难确定的。即便是朱元璋，也没办法，只得最后依靠考试这个办法。
所以，明朝后期，科举成为读书人当官最核心的途径。
那这里既又出现问题了，科举考试不是今天的选择题和正误题，而是文章。那这个文章又如何能够客观的给初评价呢？比如我们都考过语文，作文题，如何来给一个准确的分数呢？实际上很难。
所以才会出现八股——八股的核心是为了标准化考试流程、建立更客观的评分标准。
在八股文定型之前（尤其在唐宋），科举考试形式多样，如诗赋、策论、经义等。这些形式虽然能考察才华和见识，但评判标准高度依赖考官的主观喜好和文化倾向。同样一篇文章，不同考官可能给出天差地别的评价，公平性难以保证，也容易滋生请托、徇私等弊病。
明朝的解决方案：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观随意性，明朝逐渐确立了八股文作为科举（尤其是关键层级考试）的核心文体。它通过一套极其严格、僵化的格式，为所有考生搭建了一个完全相同的竞技平台。
格式的极端标准化：文章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每股之间要求对仗工整。这就像一份“标准化答题卡”，考官首先看格式是否合规。
内容的严格限定：题目全部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句子，考生必须“代圣贤立言”，即用孔子、孟子等圣人的口气和思想来阐述，不允许自由发挥个人见解。
语言的统一规范：必须使用特定的文言文风，排斥华丽的辞藻和个人文风。
这样，考官考核就容易多了，评卷也由主观变成了客观。
所以我个人认为：八股取士是明朝科举走向的必然。
是不是觉得有点荒谬。
其实，这还不是最荒谬的。
人才选拔中的利益太大了，收到的干扰就不用说了。
万历时期的吏部尚书孙丕扬，是一个性格刚烈的人，谁的请托他都不理，但唯独来自宦官的请托他拒绝不了，谁都知道明朝宦官的权力有多大，所以，他就采取“掣签法”来任命职位，什么叫“掣签法”，说白了就是抽签。朝廷职位采取抽签，不是瞎整吗？还这不是，这个办法一出来，众人均支持孙丕扬的做法。
可以看到，从举荐到科举，从灵活策问到僵化八股，乃至荒唐的“掣签法”，其演变逻辑一以贯之：当一种选拔制度所涉及的利益过大、干扰过多时，制度设计首要目标不再是选拔真才，而是通过极致的程序公平来杜绝争议、分配利益。八股文也正是这一逻辑的终极产物——它以格式的绝对标准化，换取了评分权力的上收与程序的无可指摘。
当“选得好”的成本高不可攀，那么“选得没有话说”便成了次优解。——它最终保障的并非是选拔优秀的人才，而是选拔过程本身的形式正当性。
说到了这里，还有一个例子。
明代县、州、府学每年都会向国子监送一到两个学生。但很快问题就出现了，被选上的都是权贵家的孩子，随即就改变政策，按资排辈，以在学校的资历为标准进行排队，每个人都清楚自己什么时候会被选上，这就是造成了到国子监读书的学子要么是中年人，要么就是老头。国子监不干了，都送的什么些什么玩意，于是祭酒（校长）就站出来向朝廷反映此事。最终的结局是：一分为二，按资排辈还是进行，另一方面，也进行对优异学子进行挑选。这样也就维护了双方的权益。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朝廷的任何一个决策，都会涉及到利益，涉及到利益，就会有纷争，最终的结果，都是利益和矛盾相互调合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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