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11日傍晚，北京中南海西侧的顾年堂灯火通明。幕布刚刚拉起，毛泽东和毛岸英之间那场父子对话正被摄像机记录下来，导演李前宽站在摄像机后，额头满是细汗。那一刻，他更担心的不是当下，而是来年国庆前能否让《开国大典》顺利登上银幕——片中蒋介石的全新形象，注定会掀起不同寻常的涟漪。
蒋介石怎么演？李前宽早已想过无数遍。八年前拍《西安事变》时，孙飞虎第一次披上长衫、戴起圆框眼镜，台词倒不多，却把那股尖锐而克制的压迫感拿捏到位。李前宽觉得，这才像真实的蒋。可在当时的主流创作里，蒋往往被概括成一个简单的“反面符号”，内心戏几乎被抹掉。李前宽偏要反其道而行，让观众看到独裁者在权力失控的瞬间，呈现出的惊慌与脆弱。
风险随之而来。1989年盛夏，修改意见纷至沓来，赞成与反对几乎对半。有人甚至直言：蒋介石“太有人味”不合适。李前宽夫妇在北影厂的摄影棚里守着样片，连续几夜难以合眼，北京潮热的空气更添烦闷。
七月末的一个午后，负责文化口的李瑞环听闻此事，提出“到中南海过一关”。8月8日，临时放映会定下：江总书记、几位政治局常委以及五位军队领导人到场。李前宽被通知，需在放映前用十五分钟讲清创作思路。十五分钟能说什么？他把准备好的纸条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决定到时临场发挥。
下午四点，放映室空调呼呼作响。江总书记一进门，先与在座人员寒暄几句，随后抬腕看表：“时间差不多了，让李导演说吧。”李前宽没有拿稿子，只提到一个细节：1959年，他站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排打钹，看见五星红旗升起，那种震撼催促他三十年后拍下这部电影。江总书记轻声应道：“好故事，先看片。”
影片滚动不到十分钟，江总书记忽然侧身，低声问：“扮演蒋介石的演员是谁？”李前宽答：“孙飞虎。”江总书记点点头：“像，气质对了。”这段对话不过十来个字，却让坐在后排的肖桂云暗暗松口气——最敏感的角色得到首肯，悬着的心落下一半。
影片继续。黑白新闻片插入彩色镜头的段落出现时，江总书记又发问：“这是原始资料吗？”李前宽解释：“资料与特技混剪，看起来更真实。”一句话戳中要害，江总书记轻轻拍了拍李前宽的手，示意明白。那温和的动作，被李前宽当成一种认可。
两个小时零十五分钟，很快过去。灯光亮起，江总书记先请几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谈观感。杨白冰说：“镜头里天安门前的海军方队步幅对。”刘华清补充：“舰炮鸣礼的声音厚实，像在码头听到的。”没人挑蒋介石的表演毛病。江总书记随后说道：“影片提醒我们，新中国来之不易，这个立意好。”
会议没结束，李前宽却在心里默数：一、二，他拍了我两次手。这就够了。因为在片场时，只要他拍摄满意，也会用同样的动作示意“过”。
《开国大典》拍完走了十二个省市，动用十五万人次群众演员。制作费本就紧巴，李前宽把能省的都省——毛主席帽子的毛料是从库存里翻出来的旧布，天安门广场礼炮则剪接实拍与模型，两种素材无缝嵌合。有意思的是，观众并没察觉，连江总书记都说“真假难分”。
九月中旬，影片试映礼定位在人民大会堂。孙飞虎坐在角落，看着屏幕上的自己抽烟、叹气、踱步。片尾字幕滚过，掌声响起，李鹏总理一句“蒋介石演得好”传到他耳朵里，他暗呼不虚此行。
十一月，《开国大典》拿下当年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全国各大影院一票难求。部分海外影展选片人被惊到：怎么能把国共双方领袖同时写得有血有肉？李前宽回忆，当初若没有8月8日那场放映会，或许一切都会改写。“我只是个电影人，没想到自己的命运得靠国家首脑的几句点评。”他说时轻描淡写，可在场者都明白，电影与历史，本就密不可分。
三十多年过去，这段往事被越传越神，但最关键的细节是，江总书记那句朴素的提问——“扮演蒋介石的演员是谁？”它直指创作者最大的赌注，也昭示了真正的艺术判断力：不在乎标签，而在乎人物的真实性。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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