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22日清晨，北京天空泛着微蓝，薄雾刚散，施工场地上依旧能闻到花岗岩被打磨后的石粉味。几位工人站在尚未拆除的脚手架上，用棉布把碑身最后一层灰尘轻轻拂去。有人感慨道：“八年了，终于到了揭幕的日子。”话音未落，远处传来列队的号角，首都即将迎来节日般的喧腾。可是，站在巨碑下的人们并没有忘记，所有一切要从1949年9月30日那一次庄重的奠基典礼说起。
1949年9月30日19时许，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毛泽东宣读“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之后，第一铲土落在预留的坑中，紧接着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相继上前。仅仅二十四小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正式成立。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为先烈立碑，足见新政权把“感念牺牲”置于多高的位置。
选址是一番折腾。北京要在短时间内布置开国大典，广场原本还不够开阔。有人建议放在东单，有人建议迁去八宝山，梁思成却坚持应紧靠中轴线。他的理由简单：广场未来会成为全国群众集会的核心空间，英雄们不应被放到视野之外。最终，中央同意，把未来纪念碑定在天安门和正阳门之间，距离天安门城楼约440米。这个数字后来看似随机，实际是反复丈量得出的平衡点——既不遮住城楼，也不让碑显得孤立。
位置定下来，造型却一再推倒重来。全国征集来了二百多套方案：有的想做武器群像，有的打算效仿巴黎高耸的方尖碑，还有人干脆提出建一组园林式亭台。梁思成与雕塑家刘开渠等人把所有稿件平铺在中南海勤政殿前的地上，用小旗子标注优缺点。最终他们发现，能同时满足庄重、简洁、便于群体瞻仰的，还是传统碑形。于是，一座兼具“中华碑文化”和现代几何比例的石碑轮廓被敲定：通高37.94米，月台两层，横断面略呈扁长，以确保从广场任何角度看都不会失衡。
材料的选择也没少费劲。碑心石必须是一整块质地紧密的花岗岩，且纹理均匀，否则放大后毛主席的字会显得“掉色”。经过地质队半年多踏勘，目光落在山东青岛浮山。3米厚、15米长的整石块，重达320吨，仅凭炸药震裂一层岩皮远远不够，还得让石胚保持完整。工人采用“闷炮＋钢梢垫木”的土法，一毫米一毫米把石体从母岩上撬起，然后装上加固骨架，通过平板车送到海港，再转火车进京。1400多公里的路，每到一处车站都要重新测量车厢稳定度，任何一次急刹都可能导致石体断裂。负责押运的总工程师段祖德睡了整整三昼夜才敢松口气。
石头进场，只完成了一半。接下来是题字该放在哪一面的问题。原设计朝南，行为上顺承“以南为尊”的古制。彭真审图时提出疑问：未来广场向北扩建，人群主要从长安街进入，能不能让毛主席的题字首先映入他们眼帘？梁思成用一张透明胶片把碑体翻转，重新推演光线与视角。周恩来拍板：翻。于是整座碑的“正面”改为北向，也由此奠定了天安门广场众多重大仪式“面向纪念碑”的布景。
题字本身同样是一门学问。毛主席一口气写了三幅“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亲自嘱咐工作人员“觉得不好，可以重写”。评审组从中挑出结构最挺拔、重心最稳的一幅，又根据碑体比例把某些笔画微调。碑文另当别论。彭真一句“周总理的颜体漂亮”，让忙得连吃饭都靠会议室便当的周恩来硬是挤出半小时练字，一练就是一个月。最终的隶楷兼容之作洋洋洒洒一百七十余字，既要让远观者一眼读出主旨，又要保证近看能见到笔锋顿挫。刘开渠看完笑说：“总理这幅字，刻出来，阳光一照就活了。”
真正令雕刻师抓狂的是镌刻技术。普通錾子在花岗岩上只留下白痕，凿深一点便崩边。魏长青想出“喷砂＋胶皮阴模”法：先盖胶皮，挖出笔画形状，再用高压砂流把石质逐层打走，最后做紫铜胎鎏金。整个北面8个大字、南面近400字，共耗黄金130两。有人统计过，单“英雄”两个字，工人就换掉了超过2000支胶枪喷嘴。
施工现场时常传来一句玩笑：“纪念碑不光纪念英雄，也在考验活人。”用碎石回填、浇筑混凝土、组装护栏、拼装台阶……几乎每一个步骤都遭遇过材料短缺、设备不配套、天气突变等状况。1954年夏，北平连下暴雨，基坑积水最高点近一米，工程被迫停了6天。有人担心基础被泡坏，梁思成连夜带队检测，所幸设计留有足够排水孔，才没造成更大损失。
1958年4月22日傍晚，脚手架拆完，暮色把碑身镀成灰金色。毛主席的八字在北面闪闪发亮，周总理的碑文在南面娓娓道来：“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年奔波，20余位设计者，几千名工人，合力让这3784吨的石头站成永恒的姿态。
5月1日，50万群众涌入广场，彩旗摇成海。彭真在麦克风前大声宣告纪念碑正式揭幕，台下一阵掌声像雷鼓。“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句誓言再次回荡在中轴线上，也刻进了之后几代中国人的记忆。有人说，碑是冷的石头，可它承载的却是炽热的牺牲。或许正因为这样，天安门广场从此不再只是皇家礼仪的旧场所，而成为亿万普通人抬头就能看到的精神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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