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中旬的一个午后，北京阳光毒辣，菊香书屋里却凉意暗涌。一张写有“中共中央办公厅某干部擅自修建二层洋楼”的便笺，被卫士悄悄递到周总理手中。同日，毛主席刚结束一天的文件批阅，准备端起茶杯润嗓。两件小事碰撞，隐藏的火药味瞬间蔓延。
这名干部的职务并不显赫，论资历也排不上号，却借“为机关临时职工建宿舍”之名，在西郊偷偷起了小洋楼。工地外墙涂着新式白灰，屋顶还装了红瓦。附近群众看得眼热，议论声自然传进了中南海。
毛主席收到简报，眉头微蹙。三个月前，他才公开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并亲自点名天津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被扳倒，中央各部委原本应当引以为戒，没想到风气居然又反弹。
“群众盯着我们呢！”毛主席低声一句，随即吩咐秘书通知周总理、聂荣臻第二天上午来书屋谈事。
第二天清早，一行人鱼贯而入。被传唤的那位干部忐忑不安，还特意把领口的纽扣扣得严严实实。刚一落座，毛主席沉声开口：“你好大的派头，连帝王家也自愧不如。”屋里空气仿佛凝固。
“主席，我……”话刚出口便被打断。“老百姓吃糠咽菜，你却忙着盖洋楼？”毛主席的目光像刀子，随即转身在房内踱步，“这不是私事，这是要命的大事。李自成的教训忘了没有？”
一句“拉出去枪毙”脱口而出，吓得那位干部腿肚子直抖。对话只有七个字，却分量千斤。坐在旁边的周总理连忙起身劝：“主席，有人民法院在，先依法处理吧。”聂荣臻也补了一句：“一定从严从快。”
毛主席没有再提高声调，但语气格外冰冷：“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化。先押下去，彻查账本。”决断落地，干部被带离书屋。门轻轻合上，屋里只剩翻动文件的沙沙声。
有意思的是，许多人以为这只是一次偶发的激愤，殊不知背后有深沉的忧虑。早在1949年4月23日离开西柏坡前，毛主席就对周总理说过“进京赶考”的那番话。他担心的，正是今日此刻依然可能出现的“吃亏打败仗”。
试想一下，一个国家刚刚结束长期战争，百废待兴，财政尚且捉襟见肘。如果干部们争相挥霍，群众对新政权的信任将瞬间被掏空。刘、张二人的案子已让老百姓瞪大眼睛，如今连中央机关也出乱子，这根弦怎能不绷紧？
就在菊香书屋火药味弥漫时，全国范围内的“三反”正在推向高潮。统计数字触目惊心——九百万干部接受审查，处分者约五％，其中一万余人因大案锒铛入狱，四十二人伏法。数据冰冷，却也昭示中央动真格的决心。
中南海激烈的一幕迅速传开。老舍在日记里写下只言片语：“主席震怒，可见斩断腐败之刃毫不手软。”干部们闻风而动，一夜之间，机关食堂里奢侈菜品被换成粗粮蔬菜，许多“挂名工程”戛然而止。
有人疑惑，毛主席的火气为何如此之大？回望更早的1932年瑞金便能找到答案。当年谢步升案件轰动中央苏区：一个放牛娃做了叶坪苏维埃主席，却因贪墨物资、谋财害命，被最高法庭判处死刑。执行那天，枪声回荡在山谷，红军战士站成两列，百姓在旁侧目无言。那种肃杀，就是要告诉世人：革命的大旗下容不下腐臭。
毛主席历经井冈、长征、抗战、解放，一路见惯生死，贪污这种“软刀子”却让他更警惕。战争时节，子弹能挡；和平岁月，糖衣炮弹最难防。
不得不说，那位办公厅干部或许从未想过自己会踩到红线。他以为“推一推、拖一拖”就能蒙混过关，结果直接面对最高领袖的雷霆。最终，军事管制委员会通报决定：撤职、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全部财产充公，用作困难职工宿舍基金。
事件并非终点。年末，中央再次明确——任何单位兴建办公楼、宿舍，须报政务院审批。盖房可行，但手续要公开、资金要透明，更要合乎新生共和国的家底。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毛主席刚58岁，经常深夜批改文件到油灯将尽。有人劝他多歇一会，他摆摆手：“干部吃苦在前，才好带头。”口气平静，却比喧闹更具震慑。
三反运动逐步收官后，贪腐现象并未绝迹，却明显收敛。档案里写道：1952年底，中央机关大吃大喝开支下降近八成，私房工程几乎绝迹。数字简单，却记录了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救。
六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小洋楼早被划为职工集体宿舍，红瓦也被普通灰瓦替代。墙面斑驳，仍能看见昔日刻意修饰的线条。行人路过，很少有人晓得那天书屋里的怒斥。但只要抬头瞥见房檐，便会想起那句震耳欲聋的质问——“你好大的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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