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没被“四.一二”“七.一五”大屠杀吓倒，他们从血泊中站起来，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革命。
反面教材让他们懂得了，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于是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蒋介石视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为不共戴天之敌，不遗余力对红军进行军事“围剿”，在城乡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配合军事“围剿”，发动“新生活运动”，以清除共产党的思想影响。宋美龄支持她丈夫的反G方针，相随于第一线。
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开始，蒋介石南京政府就不断派兵前去镇压。
中原大战结束后，1930年11月~1931年1月，蒋介石拼凑8个师约10万人，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被粉碎。
1931年4月~5月，蒋介石调动20万大军，第二次“围剿”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又被粉碎。
蒋介石急了。1931年6月6日，发表《告全国将士书》，誓要“解除内乱，剿灭共.匪，成功则解家归田，否则舍死疆场，在所不惜”。
6月21日，亲临南昌“督剿”，于7月~9月，调集30万大军，以他的嫡系部队为主，亲自担任总司令，带着英、德、日军事顾问，对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又被粉碎。蒋介石陷入极度苦恼、焦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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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宋美龄来到南昌，她并不了解共产党和红军，但她支持丈夫对红军的“围剿”，在战事不利的时候，她要到他的身边，给他鼓励与安慰。
蒋介石很惊讶，前线危险，他劝妻子回南京去。宋美龄非但不肯听劝，反而要留下来，和他一起在前线活动。
她照料蒋介石的生活，并收集材料，写战地报道。她还向国外宣传国民党的“剿.共战果”和她丈夫的“英雄”言行，并颠倒黑白地把国民党摧毁革命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造成的惨状，栽赃到红军头上。
她常发表国民党半官方的谈话，写长信，写评论文章，送去美国出版。宋美龄知道对外宣传、与国际沟通的重要性，因为蒋介石需要外国的支持与援助，所以主动担负起这个责任。后来发表的文章上，往往配上宋美龄与委员长共同生活的照片。
她看不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内战连绵，中央的主力部队到南方打红军，东北军主力，早在1930年中原大战时，已经调往华北，张学良坐镇北平，东北空虚。
日本帝国主义高兴了，日本侵略中国蓄谋已久，并已经把军队调进东北，趁蒋介石忙于打内战的时机，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侵华战争，武装占领东北三省。
蒋介石没拿东北领土丧失当回事，对日不予抵抗，继续“剿.共”，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矛盾斗争加剧，产生分化。一个反蒋高潮在全国兴起。
早在1928年10月，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又兼任行政院院长。现在，他不得不再次“下野”。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22日，偕宋美龄回奉化，“入山静养”，由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暂空。
但蒋介石手握国家军事大权，宋子文掌握政府财政大权，离开蒋、宋、孔、陈，任何人也玩不转。蒋介石辞职，部长、司长们纷纷告退。
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连部里的账本也带走，没给孙科留下分文现金，却留下1000万元债务。
孙科，这位前总理孙中山的长公子，在蒋介石心目中已经没有地位。孙科没有办法，只好把蒋介石、汪精卫请回来。孙科政府对日采取强硬不妥协政策，蒋介石和汪精卫均持否定态度。
1932年1月28日，日军攻打上海，19路军爱国官兵奋起抗战，蒋介石虽口头表示支持，但暗中埋怨、摇头。
于是孙科辞职，把行政院院长一职让位给汪精卫。1932年初，蒋介石重新出山，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从此，蒋、汪合作，随着日军南进，汪精卫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下，与日本签署一个又一个卖国协定。蒋介石则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借口，继续集中兵力打红军。
1933年2月，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四次“围剿”，又被粉碎。
1933年9月~1934年10月，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共中央领导的失误，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过程中，于1934年2月，配合军事“围剿”，蒋介石在江西等地发起“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要义》中说：“我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为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
先在南昌设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后迁往南京，蒋介石任会长。同时，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任指导长。
蒋介石和宋美龄密切合作，一致行动，以中国的“礼义廉耻”和西方的基督教教义为准则，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等全部生活，使之“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以达到清除共产党的影响，强迫人民组织军事化、思想奴隶化、割断人民与共产党的联系，做国民党驯服的奴隶的政治目的。
他们还在江西农村搞一些经济合作的福利事业，以为这样就“可以根绝共产主义的传播”。
蒋介石“要求各地教士，赞助我们的新生活运动”。宋美龄作为蒋的代言人，向基督徒宣传：“剿匪和新运工作，两者都是扫除愚昧、卑污、散漫和一切人类败德的开创工作，它和耶稣基督的计划差不多，也是援救贫苦者、被压迫者，这乃是教会所应有的义务，它和我主殊途同归，新生活运动如能成功，那真是天国的降临了”。
宋美龄高呼：“我愿以我夫妇的热情，邀请西方教会参加新生活运动，做更密切的合作。”
江西基督教会与国民党当局合作，很快成立“江西省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在原苏区黎川等10处建立“试验区”。
蒋介石对教士的表现甚为满意：“在全国境内，不论什么地方，凡是要求教士帮助的时候，他们莫不竭诚地援助我们。”在反共问题上，传教士是竭诚支持蒋介石的。
蒋介石与宋美龄【第41期】
作者简介
自小喜欢文字，小学生时，作文已常做范文。文青时期，多篇文章获奖。风雨几十年，爱好未改，喜读文史，坚持写作，擅长撰写回忆录、家族传承史、企业发展史，如有需求咨询刘老师，欢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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