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宋史》卷三百二十八，“奸臣传”三字透着刺骨的寒意。
在这份被钉死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名单里，有一个名字格外刺眼——章惇。他的位次，竟排在遗臭万年的秦桧之前。
一骂就是910年。
可谁能想到，这个被史官泼了满身脏水的“奸臣”，一辈子没贪过一文钱，四个儿子全考上进士，却没沾过老爹半点权势的光。更在西夏铁骑踏碎大宋边关之时，以一身铁骨，硬生生扛起了摇摇欲坠的王朝脊梁。
一个不贪财、不卖国、实打实拓土千里的能臣，何以成了千古唾骂的反面教材？
这背后的荒诞，藏着一个连苏轼都怕的狠人故事。
嘉祐二年的陕西商州，仙游潭边的风裹着寒气。
年轻的章惇和苏轼结伴同游，眼前是万丈深渊，深不见底的黑崖下，云雾翻涌。一道独木桥横亘两岸，细如发丝，晃得人心尖发颤。
苏轼只看了一眼，腿肚子就转了筋，连连摆手后退：“此路绝不可行！”
章惇却没说话。他撩起长袍下摆，一把攥住崖壁上的枯藤，脚尖点上独木桥的瞬间，桥身剧烈摇晃。随行的仆从吓得失声尖叫，他却稳如磐石，一步步挪到对岸。
更惊人的还在后头。他从怀中摸出笔墨，在绝壁之上，大笔一挥，写下“苏轼、章惇来游”六个大字。墨色入石三分，透着一股子睥睨天下的野劲。
等他攀着藤蔓，神色自若地回到岸边时，苏轼拍着他的肩膀，长叹一声：“子厚啊，你他日必能杀人。”
这话里的寒意，旁人听着心惊，章惇却仰头大笑，声震山谷。
苏轼看人，准得可怕。
章惇的确敢杀人，但他的刀，从不会砍向无辜百姓。他的刀锋所向，是阻碍变法的守旧蛀虫，是犯我大宋疆土的外敌铁骑。
世人皆知他与苏轼后来反目成仇，却少有人记得那场惊天动地的乌台诗案。
彼时的苏轼，因几句诗被宰相王珪罗织“谋逆”罪名。满朝文武噤若寒蝉，人人都想踩上一脚，将苏轼置之死地。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是章惇站了出来。他当着宋神宗的面，指着王珪的鼻子怒斥：“不过几句诗词，你非要搞得人家满门抄斩才甘心吗？”
这一声吼，震得朝堂鸦雀无声。
若没有这声仗义执言，苏轼早成了刀下亡魂，哪里还有后来的“一蓑烟雨任平生”？
可政治的旋涡里，从没有永远的朋友。
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章惇被贬斥边疆，尝尽了颠沛流离之苦。待到他一朝掌权，旧党迎来了雷霆反击。
苏轼被贬去了海南岛。那是宋代流刑的极致，仅次于满门抄斩。
有人骂他狠，骂他不念旧情。可没人记得，那个党争肆虐的年代，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较量。
章惇的狠，是对敌的狠，更是对自己的狠。
他掌权的那些年，干的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西夏铁骑屡屡犯边，以往的大宋文官，只会捧着金银绸缎去求和，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的掠夺。章惇一上任，直接撕碎了求和的文书。
他调兵遣将，挥师北上。铁蹄踏过边关的黄沙，战鼓擂响的时候，西夏的军队被打得丢盔弃甲。西夏国主被逼得遣使求和，差点跪在大宋的朝堂上。
不止如此。他目光投向了南方的蛮荒之地。
湖南、贵州一带的蛮夷部落，盘踞百年，朝廷几番征讨都铩羽而归。章惇亲自坐镇，恩威并施，硬是将这片土地纳入大宋版图，设州立县，派官治理。
如今翻开中国地图，那片土地依旧在版图之内。这份功绩，沉甸甸的，足以光耀史册。
可章惇的悲剧，从来不是因为得罪了苏轼。
他的祸根，埋在了宋哲宗驾崩的那个清晨。
公元1100年，宋哲宗无子而终。向太后召集群臣，商议新帝人选。满朝文武齐刷刷地跪倒在地，异口同声：“拥立端王赵佶！”
这个赵佶，书画双绝，瘦金体冠绝古今，可论起治国，却是个实打实的昏君胚子。
满朝的附和声里，只有一个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
章惇从群臣中站出来，声如洪钟：“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这话，像一把尖刀，刺破了朝堂上虚伪的和平。
向太后的脸瞬间沉了下来，厉声将他斥出大殿。
后来的事，所有人都知道了。
赵佶登基，是为宋徽宗。他沉迷花鸟鱼虫，醉心书画奇石，把偌大的大宋江山，折腾得千疮百孔。最终，靖康之耻爆发，二帝被俘，北宋灭亡。
若当初听了章惇的话，历史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没人知道。
但章惇的命运，就此注定。
新帝登基，他被一贬再贬，从繁华京城，贬到了偏远蛮荒之地。最后病逝他乡时，家中穷得叮当响，连一口像样的棺材都买不起。
更讽刺的是，南宋高宗赵构登基后，为了给北宋的灭亡找个背锅侠，为了给自己的偏安一隅找个借口，大笔一挥，将坚持变法、力主抗战的章惇，钉进了《奸臣传》。
于是，一个拓土千里的功臣，成了千古唾骂的奸臣。
而那个把大宋江山玩丢的宋徽宗，却在艺术史上，被捧上了神坛。
历史的笔，有时候就是这么荒唐。
章惇完美吗？当然不。他性格暴躁，手段狠辣，报复起政敌来从不手软。
可他贪过吗？没有。他卖过国吗？没有。他为大宋做的实事，桩桩件件，都摆在那里。
在那个文恬武嬉、人人只知苟且偷安的年代，他就像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拼尽全力去堵大宋这艘破船的漏洞。哪怕最后，被撞得粉身碎骨。
910年过去了，当我们拂去史料上的尘埃，重新审视这个被骂了千年的“奸臣”。
是不是该给他一声迟来的公道？
哪怕，只是一句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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