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末，桥儿沟深夜温度已逼近零下，排练厅里却热气腾腾。油灯跳动，几十名鲁艺学员围着一架风琴，“咚”的一声定音后，马可抬手示意，全体进入第三场合唱。就在这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窑洞里，一部后来家喻户晓的歌剧雏形第一次完整跑完。谁也没想到，短短几分钟后，台词里那句“做了黄家人也就有了活路”会引发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
时间向前推两年。1942年5月30日，延安文艺座谈会闭幕后，毛主席的三连问“文艺为谁服务”仍在耳边回响。院长周扬当场表态，鲁艺必须走出校门，扎根群众。说干就干，马可与二十多名同学编入宣传小分队，下乡演唱、记录素材。有人背手风琴，有人挑布景板子，一日能翻两座山。日历翻到8月，他们在陕西米脂山口遇见了那位永远直不起腰的老汉。老人蹲在土墙边抽旱烟，一边比划一边诉苦：当年背石板修地主碉堡的人，十里八村几乎没人腰是直的。驼背背影和那句“苦命人活到死都是弯的”给了马可极大震动，剧中杨白劳的形象就在那一刻定下骨架。
同年冬天，又一件小事点燃了创作火花。冀西山区的同志带回“白毛仙姑”传闻：一个被逼进深山的农家女，头发因为饥寒而褪色，村民误把她当成鬼怪。消息传到桥儿沟，讨论如同炸锅。有人建议写成传奇剧，有人主张拍短片。最终，被一致同意的方案是——歌剧，理由简单：唱出来更痛快。周扬拍板：“把阶级压迫与神秘传说揉一起，才有力量。”剧组临时成立，马可负责曲谱，贺敬之、丁毅执笔剧本，群众演员随找随用。
剧本初稿进度很快，半年不到便能排练。可就在首轮合成时问题暴露：黄世仁用几句甜言蜜语哄骗喜儿，喜儿唱着低沉咏叹调，竟对未来小老婆生活浮出幻想。此桥段唱腔委婉，音乐行腔近似旧式小曲。排练厅里寂静几秒后，忽然有人憋不住笑，气氛尴尬。周扬皱眉，提醒创作组“这不妥”，但修改被搁置——缺时间。
1944年12月的那次内部公演，戏被拉到八路军留守兵营。两盏马灯下，战士们挤在土台前，棉帽互相碰来碰去。剧情走到喜儿被抢进黄府，她唱出那段幻想：“进了花轿也能活命……”话音刚落，角落里一个山东口音的战士猛拍腿：“喜儿，你可别叛变！”接着一片哄笑，连乐队都乱了节拍。演出被迫中断。马可脸色通红，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人物性格跑调，观众不买账。
停演整改从当夜开始。创作组把窑洞当会场，马可摊开曲谱，把那段旋律全部删掉，改成慷慨激越的大跳音型；歌词重写，直接表现喜儿的愤恨与绝望。周扬拍板：必须让观众在音乐里听到阶级仇、民族恨，绝不能含糊。与此同时，大量生活细节也被重新雕琢。侯师傅给“鬼”喜儿递了一块旧土布头巾；陕北老乡送来了真实窝头当道具。舞台上不再见“干馒头充窝头”的尴尬。
1945年3月，调整后的《白毛女》再次对外亮相。黄世仁调戏场由笛子慢板换成锣鼓急板，喜儿拒婚时扑向地面的一跪，直砸得台口尘土飞扬。台下的掌声来得干脆，没有人再起哄。结尾斗争大会，群众演员高喊“处死黄世仁”，剧情原设计是“交政府法办”。考虑到政策适用，剧组专程请示中央。得到明确意见后，修改定稿——黄世仁畏罪自杀。处理虽有变通，但观众情绪得以满足，故事也与当时统一战线的需求衔接。
4月的汇报演出，毛主席坐在中排。灯暗，锣鼓点响，大幕拉开。喜儿被救出山洞那一瞬，合唱声铺天盖地：“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掌声潮水般涌来。演出结束，主席微笑颔首，轻声对子站身边的周扬说：“方向对了，就继续走下去。”现场传颂至今。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是在8月15日傍晚。鲁艺操场燃起篝火，学员们围着火堆唱《翻身道情》。马可抱着风琴站到最外圈，默默合上琴盖。这一年，他28岁，已经下定决心带着《白毛女》与更多新歌剧奔赴东北、华北，把延安火种播向更广阔的土地。
回头看，喜儿那段被全场起哄的“叛变”唱词，成为《白毛女》二度成型的转折。正是战士们毫不客气的几声提醒，使创作者重新校准艺术罗盘，让角色性格与时代精神贴合无缝。观众不只看戏，也在改戏；群众不仅给掌声，也给鞭策。1940年代的桥儿沟，因为这一来一往的互相砥砺，孕育出一部穿越岁月仍然光彩夺目的舞台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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