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15日，我站在部队医院的走廊里，看着病床上的马向东。
他脸色蜡黄，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肝癌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三个月。
马向东拉着我的手，声音虚弱得像风，"致远，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老家梨花坳的娃娃们。我答应过乡亲，退伍后回去当老师，可我……"
我握紧他的手，"向东，你放心养病，我替你回去。"
这话说出口，连我自己都愣了。马向东却笑了，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你说的？"
"军人一口唾沫一个钉。"我说。
我叫林致远，1958年出生在川东的一个小县城。父亲是供销社职工，母亲在街道办工作，家里条件在当时算不错的。
1976年高中毕业，我参了军，到了滇西的一个步兵团。四年时间，从列兵干到中士，两次立功，本来是要提干的。
但我不想在部队待一辈子，1980年夏天选择了退伍。按照政策，我可以安置到县里的工厂或者机关单位，端个铁饭碗。
可那天从医院出来，我就改了主意。
9月初，我背着行囊，坐了两天汽车，又走了一天山路，到了大巴山深处的梨花坳。
这地方穷得让我震惊。
整个村子七十多户人家，住的全是土坯房。村小学就是三间破庙改的，屋顶漏雨，墙上全是裂缝。
村支书老胡看到我，激动得说不出话，"马向东真的让人来了？"
"马向东病了，回不来了。我替他来。"我说。
老胡愣了半天，突然抹起了眼泪，"好娃娃，好娃娃啊！"
学校有五十三个学生，一到六年级全在一间教室上课。没有课本，我就用粉笔把字写在黑板上，让孩子们抄。没有作业本，就让他们在地上用树枝练字。
第一个月，我的工资是三十二块钱。
这钱在县城能活得挺好，在梨花坳却只够买点盐和煤油。吃的菜要自己种,米面要靠村里人接济。
我住在学校的耳房里，晚上老鼠在房梁上跑，呼呼的风从墙缝里灌进来。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想：我是不是疯了？
但每天早上，看到那些孩子顶着露水来上学，眼睛里闪着光，我就告诉自己：再坚持坚持。
1982年春节，我三年没回过家了。
父亲写信来，说给我在县百货公司找了个营业员的位置，让我赶紧回去。母亲也在信里哭诉，说我一个当过兵的人，怎么能窝在山沟里当孩子王。
我没回信。
1985年夏天，家里人直接找到了梨花坳。
母亲一进村就哭了，"致远，你看看你住的是什么地方？你看看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我穿的确实破，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膝盖和肘部都打了补丁。父亲黑着脸，"跟我们回去，不然就断绝关系！"
老胡和几个村民赶来了，跪在我父母面前，"求求你们，别把林老师带走。他走了，娃娃们就没书念了！"
母亲更哭得厉害，"我们家就这一个儿子，凭什么要他牺牲？"
我看着跪在地上的老胡，又看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母亲。最后我说："爸妈，我答应过战友，要在这待二十年。现在才五年，我不能走。"
父亲气得摔门而去。母亲指着我，"你会后悔的！"
他们走后，我一个人坐在操场上，坐到天黑。
那天晚上，学生胡小芹给我送来一碗鸡蛋，"林老师,这是我妈让我拿来的。她说你别难过，我们都需要你。"
我接过碗，眼泪止不住地流。
1987年，梨花坳第一次有学生考上了县一中。是个叫张建的男孩，数学特别好。
张建考上那天，全村人都来学校，老胡杀了只鸡，摆了三桌。村民们轮流给我敬酒，说的最多的就是："林老师，你是我们的恩人。"
我喝醉了，哭着说："我对不起我爸妈，我对不起我自己。但我不后悔，真的不后悔。"
1990年，张建考上了西安交大。消息传回来那天，我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老胡冲进教室，"致远！张建考上大学了！重点大学！"
教室里一片欢呼，孩子们围着我又蹦又跳。我却突然想起了马向东。
向东，你看到了吗？梨花坳的孩子，也能考上大学。
1995年，我已经在梨花坳待了十五年。
这些年，我送走了三批学生。有十二个考上了大学，三十多个上了中专技校。村里开始有人盖砖房，有人买了电视机。
老胡跟我说："致远啊，这些年要不是你，梨花坳还是老样子。"
我摇摇头，"是时代变了。"
1998年冬天，父亲病重。
我赶回县城，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了。他看着我,眼里全是泪。
母亲说："你爸这些年一直惦记你，总说对不起你，不该那么逼你。"
父亲去世前,握着我的手，用尽全力点了点头。
我知道，他原谅我了。
2000年9月，距离我来梨花坳，整整二十年。
当年答应马向东的期限到了。县教育局来人，说可以把我调到县城，给我解决编制和住房。
那天晚上，学生们听说了消息，全都跑到学校。他们什么都没说，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
我看着这些孩子，又想起了二十年前第一批学生的样子。
第二天，我去了县教育局，说："我不走了，让我继续待在梨花坳吧。"
2006年，国家开始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农村教育彻底变了样。梨花坳小学盖了新教学楼，有了多媒体教室，孩子们用上了免费的教科书。
我也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有了正式编制，工资涨到了一千多。
张建从西安回来看我，已经是某科研院所的工程师。他说："林老师，当年要不是您，我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大山。"
我笑着说："是你自己争气。"
"不，"张建很认真，"是您让我相信，读书能改变命运。"
如今我已经退休，住在县城的一套小房子里。每年教师节，都会有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回来看我。
他们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成了教师。每次聚会，他们都会说起当年在梨花坳的日子，说起那间破庙改成的教室，说起我在煤油灯下给他们改作业的样子。
我常常会想起1980年的那个承诺。
想起马向东临终前的眼泪，想起第一次走进梨花坳时的震惊，想起父母离开时的背影，想起孩子们考上大学时的欢呼。
有人问我后悔吗？
我说，不后悔。
这二十年，我没有回过繁华的城市，没有享受过安逸的生活。但我改变了一百多个孩子的命运，也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这辈子，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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