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9日黎明，湖北大别山深处一夜飞雪。车灯切开白雾，69岁的韩先楚执意坐在副驾，军大衣敞开，眼始终望着前方的县道。车厢里暖气开得很足，他却一句话没说，只不时摩挲袖口那枚已经磨亮的一级八一勋章。
到二程镇口时，轮胎陷进半尺积雪，司机想掉头，他摆手：“剩下这几里路，我自己能走。”随行干部劝了半天才又启动发动机。车子摇摇晃晃爬进镇里，他却忽然要求停下：“这里的雪多，别把路压坏，乡亲们还指望明天推车出集。”
县委临时把接待地点改在公社办公室，火盆里的松枝噼啪作响，炭灰四溅。韩先楚抖落肩头雪渍，张口第一句话就是：“把吴海洲、闵永进请来，其他就别折腾。”十分钟后，两位老乡推门进屋，鼻尖和耳垂冻得通红。
“海洲，你还舍不得把那件旧军大衣换下来？”韩先楚侧目一瞥，轻声打趣。吴海洲嘿嘿直乐，却把双手藏在袖子里不肯伸出来。闵永进更是缩在门口，单衣薄得发光。
眼前的场景像一盆冷水浇下。将军想起出发前在北京采办的皮大衣，当场脱下递过去：“拿着，别推。”闵永进慌得直摆手：“可你身子骨……”韩先楚不耐烦地打断：“穿！”语调铿锵，没人再敢劝。
贴心的小动作难掩内心翻涌。当天午后，他坚持步行去村里看望老人。破旧的土墙，褪色的门板，每一处都让这位戎马半生的上将眉头紧锁。得知全村六百多户人年均收入不足百元、冬衣仍靠缝补，他的心脏骤然抽痛，却悄悄将硝酸甘油攥在掌心。
乡亲们蜂拥而至，杂乱脚印把雪地踩出深浅不一的痕迹。有人喊：“先楚回来了！”声音颤着，却透着久违的欢喜。老支书凑到将军跟前，笑里含泪：“你放心，现在日子慢慢见起色。”韩先楚用力点头，却瞄见对方袖口那几处补丁，目光瞬间黯下。
夜里回到县城招待所，他把秘书叫到床前：“明天给兰州军区打电话，要五万件旧军大衣，全拉到红安来。”秘书低声提醒：“首长，这笔钱得有预算，走不通手续啊。”
话音未落，韩先楚霍然坐起，声音拔高：“没有钱？扣我的工资！不够就扣我儿子的，再不够扣我孙子的！总要有人还这笔账。”说罢，他抬手按住胸口，大口喘气。秘书吓得忙喂药，才稳住心率。
第二天清晨，电话拨通。命令一下，军区后勤处连夜组织调运。韩先楚站在窗前，看天边铁灰色的云层翻涌，半晌没动。他突然开口，像是对秘书，又像是在自言自语：“你晓得不？红安当年三十三万人，牺牲和遇难的就有十四万。黄安改名红安，是红得发黑的血换来的。五万件旧大衣，给得起，也给得起。”
这份执拗与热忱，源于他早年的苦难。1913年2月，韩先楚出生在黄安县田店村，家里空空如也，母亲常用草根熬粥糊口。12岁那年，他第一次进私塾，刚识得几个大字，父亲就病逝。少年扛起扁担给地主放牛，又学过篾匠，手磨出厚茧。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的枪声震醒了大别山。15岁的韩先楚扔下竹刀，加入农协；翌年转为红军童子团团长。初上战场，文化不足，枪法也生疏，可他一股子拼劲儿。1933年罗田夜袭，他带十几名手枪班潜入县城金库，抢出两大麻袋银元，险些命丧河中，最终仍因遗失部分银元被处分调去交通队。
那次挫折却让他更硬。没枪也要打仗，他提根扁担带新兵活捉十几名民团，轰动全军。政委吴焕先一句“前线缺人，你去拿枪”，把他又推回杀声震天的火线。独树镇一役，他带伤冲到最前线夺回高地，徐海东火线提拔他为师长。
抗战时期，他率688团转战冀南、漳南，游击、破袭，配合八路军开辟根据地。解放战争中，东北雪原是他的舞台，三纵号称“旋风”，杜聿明直言“防不胜防”。1950年海南岛登陆，他夜渡琼州海峡，一举斩断国民党退路；同年冬天，第四次战役的砥平里阻击，他率40军硬撕美军防线。1955年授衔，上将。
纵横沙场半生，韩先楚最难割舍的仍是那片黄土地。1949年南下途中，他第一次以解放军司令员身份返乡，借同学吴海洲四斗谷子的欠条仍妥妥压在书桌夹板。1975年他第二次回乡，发现大队干部臃肿，临走前只留下一句：“减负担，让群众喘口气。”
1986年春，他因重病住进总医院。家属回忆，他最后一次提笔写信给县里，只写一句：“多栽树，树可以慢慢长，人不能再流血。”同年10月，韩先楚病逝，按照遗愿骨灰送回大别山。
雪停以后，红安的田埂冒出一缕青芽。有人说，那像穿上军大衣的山岗在敬礼；也有人说，那是当年十四万英魂在对老司令报平安。无论如何，黄土地记得，每一缕炊烟都认得那个扛着竹篾、执着朴素的少年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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