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霸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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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你以为是最坏的结局，其实是最好的安排，亦如当年初恋寄来的那封分手信，却让我奋发图强考上了军校……】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前几天，我整理老房子的衣柜时，在最底层摸到一个冰凉的物件。
拽出来一看，是个印着“牡丹牌饼干”的铁皮盒，边缘已经生了圈淡褐色的锈。
打开的瞬间，一股混合着樟脑丸与旧纸张的味道扑面而来。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本红皮笔记本、一沓老照片，还有三封折叠得方方正正的信。
最上面那封，信封已经黄得发脆。
右上角贴着8分的邮票，收件人地址是“福建某海防部队”。
落款处的字迹娟秀，却带着几分刻意的潦草，是初恋的名字：林晓梅。
指尖抚过折痕处快要裂开的纸页，1993年那个闷热的午后突然撞进脑海，连营房外的蝉鸣都清晰得仿佛就在耳边。
我叫水之南木。
1973年生在粤东一个靠山的小村落。
家里有兄弟三个，我排行老大。
1991年，我高中毕业时，高考成绩刚过专科线，可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
二弟要读高中。
三弟还在上小学。
爹娘面朝黄土背朝天种着三亩水田，一年忙到头也只够温饱。
村支书领着征兵干部上门那天，爹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锅子在青石板上磕得邦邦响：
“让你家老大去部队吧，好歹有口饱饭吃，还能给家里省点钱。”
好男儿志在四方。
我想去部队。
又舍不得初恋林晓梅。
她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也是邻村的，我们两家隔了一条小河，走路只要十五分钟。
她梳着齐耳的漂亮短发，额前留着整齐的刘海，笑起来右边脸颊有个浅浅的梨涡，眼睛亮得像山涧的泉水。
我们俩从初中就一起上下学，她性子文静，却总爱跟在我身后。
我替她背书包，她帮我补数学笔记。
高三那年秋收。
我在田里割稻子割得满手水泡，她提着个竹篮悄悄来找我。
从里面掏出一瓶獾油，还有两个热乎乎冒着气的烤红薯：“我娘说獾油治烫伤最管用，你快擦擦。”
那天午后的阳光金灿灿的，她蹲在田埂上，小心翼翼地给我涂药。
指尖触到皮肤时带着微凉的暖意。
我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鼓足勇气说：“晓梅，等我以后有本事了，就娶你当媳妇。”
她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耳根子，低下头小声的嗯了一声，手里的红薯都忘了啃完。
入伍前一天晚上。
县城唯一的电影院在上映《庐山恋》。
我攒了半天的零花钱买了两张电影票。
但我们坐在电影院门口的青石板台阶上，愣是从天黑坐到天亮，谁都没进去看电影。
那天，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小布包。
里面是她连夜给我纳的鞋垫子，上面的针脚密密麻麻的，还绣着“平安”两个字。
“南木哥，到了部队要好好照顾自己，别逞强。”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我会给你写信的，你也要记得给我写。”
我想抱抱她，可那个年代的恋爱，连牵手都要偷偷摸摸的。
我只能红着眼眶点头，把她的手攥得紧紧的。
第二天要走了。
娘红着眼眶给我缝补旧衣裳，往我包袱里塞了十个煮鸡蛋，还有一卷皱巴巴的五块钱纸币。
我早早地就上了车，从车窗里往外看，希望能看到她的身影，可直到车子开动，都没看到她来。
我心里有些委屈，甚至有点生气，觉得她连送我最后一程都不愿意。
后来我娘写信告诉我，我走的那天，晓梅在我家门口站了整整一个上午，眼睛哭得红肿，最后还是被她娘拉走的。
新兵下连后，我被分到了福建某海防连，驻地在一个偏远的小岛上。
每天的生活就是站岗放哨、军事训练。
训练强度大得惊人，早上五点半就得起床，负重五公里越野、匍匐前进、实弹射击，一天下来，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
可只要收到远方初恋晓梅的信，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她的信总是写得很长，用的是方格稿纸，字迹工整秀丽。
她会告诉我，家里的猪下了崽，一共六只，个个都胖乎乎的；
她在镇上的粮油站找了份售货员的工作，每天给乡亲们称米打油，虽然工资不高，但能补贴家用；
她还会说，她想我了，想看看我站岗时的样子，想听听大海的声音。
我给她回信时，也总爱絮絮叨叨说个没完。
我告诉她，站岗时看到的大海是深蓝色的，傍晚时分，夕阳会把海面染成金红色，特别好看；
训练时战友们互相捉弄，有人把辣椒粉撒进别人的水壶里，结果被班长罚跑五公里；
连长对我特别好，知道我文化底子不错，还把他的旧课本借给我看。
我还在信里给晓梅画过站岗亭的样子，画过海边的礁石。
虽然画得不好，但每次都能收到她带着温柔笑意的回信，说她把我的画贴在了床头，每天睡前都要看一眼。
1992年底。
我因为训练成绩突出，成了班里的训练尖子，还得了个“优秀士兵”的大红奖状。
连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坐在藤椅上，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
喝了口茶水说：“水之南木，你小子有股韧劲，明年军校招生，我推荐你去考，好好准备，别给咱连丢脸。”
我当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泪快掉下来了。
军校，那可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只要考上了，就能成为军官，就能给家里争光，就能给晓梅一个安稳的未来。
我连夜给她写了封信，信纸写得满满当当。
字里行间都是抑制不住的喜悦，我说等我考上军校，就请假回家看她，就跟她爹娘提亲。
她的回信来得很快，比平时早了三天。
信封还是那个熟悉的牛皮纸信封，可里面的信纸却只有一页。
字迹也不像平时那么工整，有些潦草，甚至有些颤抖。
信里写着：“南木哥，对不起，我们不合适。我已经有了新的对象，是镇上卫生院院长的儿子，他能给我安稳平静的生活，你好好在部队干，不要再联系我了。”
我拿着那封信，在营房门口站了很久很久。
那天的太阳特别毒，晒得地面都发烫，可我却觉得浑身冰冷，仿佛像掉进了冰窖里。
战友们都去食堂吃饭了，营区里静悄悄的，只有远处传来的海浪声，一下一下，像敲在我的心上。
我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子，割得我心口生疼。
我想不通，怎么才短短一个月，一切就都变了？
我们明明那么好，明明约定好了未来，她怎么会突然有了新的对象？
班长发现我不对劲，他走过来坐在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南木，咋了？饭都不吃了？”
我强忍着眼泪，摇了摇头说：“没事，班长，我不饿。”
转身跑回宿舍，把自己蒙在被子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浸湿了枕巾。
那几天，我整个人都像丢了魂一样。
训练时频频出错，实弹射击打偏了靶心，五公里越野落在了最后。
班长几次想找我谈话，都被我躲了过去，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脆弱，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失恋了。
连长把我叫到他的宿舍，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红塔山”，抽出一支递给我：“来，抽一支。”
我接过烟，手抖得厉害，连打火机都打不着。
连长帮我点燃了烟，他说：“你的事，班长都跟我说了。
感情的事，谁也勉强不了，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自暴自弃。
你想想，你从农村出来，不容易，家里爹娘还盼着你出人头地呢。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混下去，两年服役期满，卷铺盖回家，继续种那三亩水田；
要么就咬咬牙，把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撒在书本上，好好准备考军校，用成绩证明自己。
别让别人看不起，也别让自己后悔。”
我猛吸了一口烟，辛辣的味道呛得我直咳嗽，眼泪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连长说得对，我不能就这么垮了。
我想起了爹娘期盼的眼神，想起了晓梅曾经对我的鼓励，想起了自己对未来的憧憬。
我把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对连长说：“连长，我想好了，我要考军校，我一定要考上。”
从那以后，我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
白天，我跟着战友们一起训练，别人练一个小时，我就练两个小时，体能跟不上，我就利用休息时间加练；
晚上，熄灯号一响，我就拿着书本和手电筒，偷偷钻到走廊的角落里拼了命的学习。
走廊里没有桌子，我就把书本放在膝盖上，手电筒用绳子系在栏杆上，借着微弱的光线看书。
冬天的夜晚特别冷，海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冻得我手脚发麻，我就裹着军大衣，跺着脚取暖；
夏天蚊子多，我就抹上厚厚的花露水，任凭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也只顾着埋头做题。
那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考上军校，不能让晓梅看不起，更不能让爹娘失望。
战友们都笑我疯了。
说我是被失恋冲昏了头脑，可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依旧坚持着。
连长也很支持我，他把他珍藏的高中课本和复习资料都借给了我，还经常在晚上过来陪我学习，给我讲解难题。
有一次，我看书看到凌晨三点，实在太困了，趴在膝盖上睡着了。
连长把他的军大衣披在我身上，轻轻说了一句：“小子，别太累了。”
1993年7月，军校招生考试开始了。
我们连队一共有五个人参加考试，考点在市区的一所中学。
考试那天，连长亲自开车送我们去考点，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南木，别紧张，正常发挥就行，我相信你。”
我点了点头，心里既紧张又激动。
三天的考试，我沉着应战，每一道题都认真仔细作答，把自己这几个月来的努力和付出都倾注在试卷上。
考试结束后，我回到连队，虽然有信心，但心里依旧忐忑不安，每天都在盼着成绩出来。
一个月后，录取通知书寄到了连队。
连长拿着通知书，在操场上就喊了起来：“水之南木，考上了！你考上军校了！”
我跑过去，接过通知书，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陆军学院”。
那一刻，我激动得泪流满面，所有的辛苦和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我们连队一共考上了两个人，我是第一名。
那天晚上，连长请我喝了一顿酒，他说：“小子，有出息了，果然没让我失望。到了军校，要继续努力，好好深造，将来为部队争光。”
1996年，我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回了原部队，成了一名排长。
部队的生活依旧充实而忙碌，训练、带兵、执行任务，我几乎没有时间去想过去的事情。
晓梅的名字，也渐渐被我埋在了心底深处。
我以为，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交集了。
2003年，我已经晋升为连长，那年春节，我请假回老家探亲。
大年初二，我提着礼品去给村支书拜年，路过邻村的时候，碰到了晓梅当年的邻居王婶。
王婶已经头发花白了，她看到我，眼睛一亮，拉着我的手就不肯松开：“这不是南木吗？多少年没见了，都长这么出息了！”
我们坐在王婶家的堂屋里，王婶给我倒了一杯热茶，叹了口气说：“南木啊，有些事，我憋了这么多年，还是想告诉你。当年晓梅跟你分手，不是真心的啊。”
我心里猛地一沉，端着茶杯的手顿住了：“王婶，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993年初，晓梅她爹去镇上买化肥，被一辆摩托车给撞了，肇事者当场就跑了。”
王婶的声音带着几分哽咽，“她爹伤得很重，肋骨断了三根。
还伤了内脏，送到镇上的卫生院，医生说必须要赶紧做手术，不然就有生命危险。
可那手术费要好几千块，她家哪里拿得出来啊？
她娘急得直哭，晓梅也天天以泪洗面。”
“后来，镇上卫生院的院长找到了她，说只要她答应嫁给她儿子，手术费和医药费他们家全包了。”
王婶接着说，“院长的儿子你也知道，就是那个瘸腿的张建军，他之前就一直追晓梅，晓梅一直不同意。可那时候，为了救她爹的命，晓梅没办法啊，只能答应了。”
“她怕耽误你，怕你知道了真相会分心，影响你考军校，就故意给你写了那封分手信。
说她有了新的对象，想让你恨她，这样你就能安心备考了。”
王婶抹了一把眼泪，“她写信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
她一边写一边哭，眼泪把信纸都打湿了，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后还是狠下心把信寄了出去。”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原来，当年晓梅不是不爱我，而是为了救她爹，才不得不做出那样决绝的选择。
原来，那封看似绝情的分手信背后，藏着她那么多的无奈和痛苦。
我想起了她信里潦草的字迹，想起了她当年红着眼眶的样子。
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酸又疼。
“晓梅嫁过去以后，过得并不好。”
王婶叹了口气，“张建军那个人，脾气不好，还好喝酒，一喝酒就打人。
晓梅为了孩子，一直忍着，后来实在忍不下去了，就跟他离婚了。
前几年，她带着孩子去了深圳，听说嫁给了一个做小生意的，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我听完王婶的话，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晓梅是因为嫌弃我穷，才跟我分手的。
心里虽然有遗憾，但更多的是怨恨。
可现在我才知道，她当年是多么的无助和痛苦。
如果不是为了救她爹，她不会嫁给张建军，我们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可人生没有如果。
后来，我再也没有听见过晓梅的事。
我也没有刻意去打听她的消息，也没有想过要亲自去找她。
有些事，知道了真相就够了，再纠缠下去，只会徒增烦恼。
我知道，她现在过得很好，这就足够了。
2007年，我以正营职军官的身份转业了，被安置到了市里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
这些年来，我结婚生子，孩子也已经成家立业，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
我常常会想起1993年的那个夏天，想起那封泛黄的分手信，想起晓梅那张带着梨涡的笑脸。
我把铁皮盒重新盖好，小心翼翼地又重新塞回衣柜的最底层。
这些旧物，承载着我青春的记忆。
虽然有些苦涩，但更多的是成长和成全。
如果当年没有那封分手信，没有晓梅的“绝情”，我可能不会那么拼命地考军校。
也许就会像连长说的那样，服役期满后回家种地，和晓梅结婚生子，也就没有我后来的一切。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你以为是最坏的结局，其实是最好的安排。
当年晓梅的那封信，把我从一条平凡的路上，直接拐到了另一条充满希望的路上。
现在想起她，心里没有了怨恨，只有一丝淡淡的遗憾和深深的感激。
或许，这就是命运巧合的安排吧。
有些爱情，虽然没有走到最后，但它却能成为你前进的动力，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而那些曾经的遗憾和痛苦，终将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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