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先别哭，古柏走了十四年了，你也要往前看。”
毛泽东坐在丰泽园的茶几旁，亲自端了一杯热茶递给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女人。她抬起头，眼泪止不住，嘴唇颤着，手指发抖，半天没说出话来。
她不是普通人，是曾碧漪。她不是来诉苦的，是被中央特批从广州调回北京的。她不是第一次和毛主席见面，早在江西的时候，就是主席身边的机要秘书。
可这一回不同。她一个人进的北京，丈夫已经牺牲整整十四年，五个孩子也都不知在哪。她从来没哭过，这一回是真的绷不住了。
广州医院的门口，来人说：中央要你回去
1949年冬天，广东刚解放。韶关产院里，助产师曾碧漪刚刚从产房出来，正准备去喝口水，护士长忽然拦住她说：“院长找你，说有北京来的人要见你。”
她擦了擦手上的消毒水，走进院长办公室。只见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站起来，对她点头致意，说了句：“我是奉毛主席指示，来接你回北京工作的。”
屋里顿时安静得像掉根针都能听见。这不是普通的调令，也不是一般的公务员任命。谁都不知道，这个在产院干了十几年的助产师，和毛主席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事儿，要从二十年前说起。
那年报纸登了条“花边新闻”，背后却是真事
1929年，广州一个亲国民党的报纸登了一条消息：寻乌山里的赤匪头子古柏，抢了南雄的一位女学生当老婆。
很多人一看就觉得是谣言。可偏偏这事有一半是真的。
那个“赤匪头子”古柏，是中共寻乌县委书记；那个“女学生”，正是曾碧漪。
他们不是被绑架，也不是被抢走，而是彼此相识多年，情投意合。只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恋爱和结婚也要冒命。
一个是广州工业学校的校花，一个是省港罢工的骨干
时间拉回1925年，广州省港大罢工如火如荼。曾碧漪那时还在工业学校读书，十七八岁，长得水灵，嘴巴快，胆子也大。
她听李富春、蔡畅演讲，参加妇女解放协会，白天组织女工开会，晚上写传单、贴标语。很快，她就被吸收入党。
她哥哥曾昭秀是南雄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经常带她参加会议。古柏那时候也在广州，是赣南来的代表，和曾昭秀住一块。曾碧漪和古柏，就是那时认识的。
他穿长衫，说话不快，但句句有骨头。她第一次听古柏说：“信者无惧”，心里一下就热了。
可两人还没来得及多说什么，就被组织分别调走，一个回南雄，一个去寻乌。又过了几年，南雄暴动失败，曾昭秀带着妹妹逃到了赣南。
她再见到古柏，是在仁居山。
仁居山上，游击队的婚礼，红纸贴满了镇口
古柏听说曾碧漪来山上，亲自跑下山接她。他们在山林里重逢，一句话都没说，眼神对上了，什么都明白了。
那年冬天，他们结婚了。没有花轿，没有拜堂，有的是一张毛边纸写的“革命伴侣宣言”，贴满了寻乌的大街小巷。
“我们是自由恋爱，不坐花轿，不拜天地，是为革命走到一起。”
这场婚礼，不是私事，是一场政治斗争。毛主席知道后，寄来贺信：“有人说我们‘共产共妻’，这场婚事要大办，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婚姻是怎么回事。”
游击队战士白天贴喜报，晚上杀敌保卫新婚夫妇。这不是热闹，是态度。
她是文化教员，也是打枪的战士
婚后，曾碧漪没有躲在后方。她在游击队里教文化，教识字，也教唱歌。敌人来，她也端枪上阵。
后来毛主席做“寻乌调查”，古柏任副手，曾碧漪则被调去当毛主席的机要秘书。
她每天抄文件、翻译、整理、保管。一次送来一张写在衬衣上的情报，她翻遍了屋子找不到纸，急得哭了。毛主席从书堆里找出一本旧书，说：“你把空白页拆下来用。”
她红着眼睛接过来，心里只想一个事：这份东西不能出半点差错。
她是毛主席身边第一个女秘书。
日子苦，孩子多，一家七口住在山沟里
古柏后来当上了江西苏维埃政府的劳动部部长。家里五个孩子，住的是山洞、茅屋，吃的是红薯叶子糊汤。
但这家人从来不叫苦，古柏常说：“我们是做事的，不是享福的。”
曾碧漪一边带孩子，一边干情报工作。她从来没穿过一件新衣裳，孩子们也是穿打补丁的旧布衫。
但她觉得值。她说：“我们干的是正经事，孩子们以后会懂的。”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一家人天各一方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古柏留下来打游击，曾碧漪也留在瑞金，继续做地下交通员。
为了安全，他们把孩子们分散寄养到乡下，连真实身份都不敢说。
后来战事吃紧，两人分开行动。古柏去了广东龙川，曾碧漪在汀山山区做联络员。
一天夜里，游击队遭遇伏击。她腿肿得走不动，没跟上队伍，被敌人抓住。
她被押到九江，关进牢里。打得皮开肉绽，她咬着牙，一个字没吐。她知道，一开口，可能就全军覆没。
出狱之后，听到的，是丈夫早已牺牲的消息
两年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周恩来亲自把她救出来。
她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古柏的下落。结果传来消息：古柏三年前就在龙川牺牲了，埋在一个叫鸳鸯坑的地方。
她昏了过去，醒来后一句话不说，整整半个月没下床。
毛主席听说这事，写了一首悼词，交给秘书送去，里面写着：“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
她看着信，眼泪一滴一滴掉在纸上。
她当了十年助产士，只想找回孩子
后来她被派到韶关产院，做了十年助产士。她不再提过去，也不愿说自己是谁，只说自己是“南下干部”。
她把全部精力放在接生上，但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孩子还活着吗？
有一天，组织告诉她：“广州解放了，要你回北京。”
她知道，这是个机会。
她找到孩子，却又眼睁睁看着他死在回北京的路上
在广州，她终于找到了次子古一民。孩子早就不认得她，两人抱头痛哭一晚上。
回北京的路上，贺子珍的妹妹贺怡顺路带他们一起走。车子行到泰和，翻进山沟，古一民和贺怡当场身亡。
她抱着孩子的尸体不哭也不喊，只是手一直在抖。
她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找其他几个孩子。”
她找了十几年，终于找回唯一活着的儿子
四个孩子，有的夭折，有的下落不明。最后，她找到一个叫古忆民的小伙子，在北京一家速读学校。
她站在教室门口，看着那张脸，眼泪一下涌出来。
她说：“我是你娘。”
孩子一句话没说，扑过来抱住她。
她后来在国家革命博物馆工作，几十年都没离开岗位。她不讲过往，不提牺牲。她说：“能活着，能干活，就得干。”
她不是传奇，也不是传说。她是曾碧漪，一个红军女干部，一个母亲，一个曾经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机要秘书。
她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她这一生，干的是实事，扛的是责任，吃的是苦。
她不是为了被人记住才干那些事，她只是觉得那些事该有人干。
她说过：“我不求别的，只求孩子们平平安安。”
这句话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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