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1月中旬,一条看似随意却极具冲击力的社交媒体帖文,将跨大西洋关系推向罕见的紧张边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反对其“收购”格陵兰岛的欧洲国家加征10%关税,并威胁数月内将税率提高至25%。这一举动几乎在一夜之间冻结了数月来艰难推进的美欧贸易谈判,也让欧洲意识到,原本被视为谈判筹码的激烈言辞,正在转化为现实的经济胁迫。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胁迫并非围绕贸易失衡或产业补贴,而是直指主权问题本身。格陵兰岛并非商品,却被置于关税威胁的等价交换之中,这种逻辑的出现,标志着跨大西洋同盟内部规则的深刻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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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看来,格陵兰问题原本并不复杂。丹麦与格陵兰岛方面反复强调,领土命运只能由当地人民与丹麦共同决定,这既是国际法原则,也是欧洲政治共识。正因如此,欧洲国家此前更多选择一种克制而务实的应对方式:通过增加对北极安全的投入、举行联合演习、释放对美国安全关切的理解,试图为对话保留空间。这种策略带有明显的绥靖色彩,其前提是相信美国的强硬表态更多是一种谈判姿态,而非不可逆的政策选择。然而,关税威胁的突然落地,打破了这一心理预期。它传递的信号并不暧昧:在当前的权力结构下,美国愿意将经济工具直接用于迫使盟友在主权议题上让步。

欧洲由此被迫重新评估自身处境。布鲁塞尔的紧急会议、欧洲议会冻结贸易协议批准程序、对反制清单和反胁迫工具的讨论,显示出一种迟来的清醒。问题并不在于欧洲是否具备反击手段。无论是重启对约930亿欧元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方案,还是动用被称为贸易“火箭筒”的反胁迫工具,欧盟在制度层面并非毫无筹码。真正的困境在于,这些工具一旦使用,势必会撼动欧洲长期依赖的跨大西洋安全架构。贸易反制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波及北约、防务合作乃至对乌克兰的支持,而这些领域恰恰是欧洲安全的关键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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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矛盾中,“要么打贸易战,要么就是真正战争”的判断显得格外刺眼。这并非对军事冲突的直接预言,而是对结构性风险的冷静描述。当主权问题被纳入经济胁迫的工具箱,当盟友关系被简化为交易关系,安全与经济的边界便开始模糊。欧洲长期以来将安全外包给美国,同时在经济与规则领域维护自身的话语权,这种分工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尚能维系。但当美国开始将安全承诺与经济施压捆绑,欧洲的结构性依赖便暴露无遗。反击意味着承担风险,不反击则意味着默认规则被改写。

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跨大西洋关系的权力再分配。冷战结束后,欧洲在战略上逐渐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追求多边规则,在价值观上强调规范力量。这种模式的前提,是美国愿意在同盟框架内自我约束。然而,特朗普式的政治逻辑并不认可这种约束。关税被视为施压工具,领土被视为谈判对象,盟友被视为需要不断“付费”的伙伴。在这种逻辑下,欧洲的制度优势与规则话语权显得脆弱而迟缓。

格陵兰危机因此不仅是一次外交摩擦,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欧洲战略自主的真实状态。多年来,“战略自主”在欧洲话语中频繁出现,却始终停留在政策文件与政治宣言层面。当真正的压力来临,欧洲才发现,自主并非抽象概念,而是需要以经济代价、安全风险和政治决断为支撑的现实选择。法国推动动用反胁迫工具,德国开始重新权衡联合回应方案,英国虽不在欧盟体系内却同样感受到关税威胁,这些反应显示,欧洲内部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共识:无条件的克制并不能换来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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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洲的抉择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即便最强硬的表态,也往往伴随着为对方“留台阶”的期待。冯德莱恩强调对话的重要性,外交官私下谈及“胡萝卜加大棒”,都说明欧洲并不希望彻底撕裂同盟关系。这种犹豫并非软弱,而是对现实约束的清醒认知。欧洲深知,全面贸易战不仅会冲击自身经济复苏,也可能在安全领域引发不可控的后果。但同样清楚的是,如果在主权问题上退让,未来的胁迫只会更加频繁。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跨大西洋关系正在经历一次结构性转折。它不再仅仅是价值同盟或安全同盟,而逐渐被重塑为一场力量与利益的博弈。格陵兰只是一个起点,关税只是手段之一。真正的问题在于,欧洲是否愿意、是否有能力,将长期宣示的战略自主转化为现实行动。这不仅需要反制工具,更需要内部团结、产业韧性和对外政策的一致性。

格陵兰岛的寒风中,隐约吹响的是一个旧秩序松动的信号。当盟友之间开始以胁迫而非协商相待,当主权被置于交易清单之上,任何一方都无法独善其身。欧洲此刻面对的,并非简单的关税抉择,而是一次关于自身定位的考验。是继续在依赖与妥协中维持表面的稳定,还是在代价与风险中寻找真正的自主,这个选择将深刻影响未来数十年的欧洲政治与安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