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部门联合发文，“AI+语言文化”跃升国家战略！|教学法|教育|语言文化

1月19日，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共青团中央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提高全民语言文化素养的意见》。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文件所回应的，并不只是“语言文化是否重要”，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在教育现代化持续推进、数字空间深刻重塑语言使用方式的背景下，语言文化工作如何从理念层面走向长期运行。

从“书同文”到进课堂，语言治理的长期逻辑

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通用语言文字从来不仅是一种文化形态，而是一种稳定发挥作用的治理工具。

早在先秦时期，统一语言文字就被视为国家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子》中提出“书同名、车同轨”，其背后正是通过语言与度量衡的统一，建立跨地域的制度共识。秦代统一小篆，汉代将规范用字上升至行政管理要求，隋唐以后通过科举制度系统推广规范书写与通行语音，历代王朝都在不同制度条件下，借助通用语言文字实现行政沟通、文化传承与社会整合。

这种治理传统并非偶然。语言具有鲜明的标识功能，能够在长期使用中形成稳定的身份认同与情感纽带。汉字作为延续三千余年的表意文字体系，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制度变迁和社会生活，也在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之间，构建起一种可共享的文化表达方式。通过语言文字，文明得以被记录、被理解、被继承。

进入现代国家阶段，这一传统被进一步制度化。2000 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确立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法定地位，明确其在教育教学、公共服务和社会生活中的基础作用。语言文字由此成为公共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而非单纯的文化选择。

在教育体系中，这种治理属性体现得尤为明显。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直接影响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课堂参与方式以及后续学习路径。语言能力差异，往往在课堂中被不断放大，并进一步转化为学业差距和发展差距。这也是国家长期将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教育体系重要基础的现实原因。

语言文化，被纳入长期运行的制度结构

进入新时代，这一基础性事务所面对的现实条件已经发生变化。语言的使用场景从学校、媒体和公共空间，迅速扩展到平台、算法和数字终端之中；语言能力不再只影响文化认同，也开始直接影响学习效率、公共参与和社会流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依靠倡议式、活动式的推进方式，已经难以支撑语言文化的长期发展。

《意见》立足教育强国、文化强国建设目标，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到2035年全面提升全民语言文化素养的阶段性目标，并部署科学研究阐释、教育普及、资源保护开发、数字赋能、人才队伍建设、推广传播和国际交流互鉴等7项重点任务。从整体结构和部门协同方式来看，本次《意见》呈现出明显的系统化取向，通过三类工程的协同推进，将语言文化工作从以往以倡导和活动为主的推进方式，纳入可以长期运行的制度体系之中：

首先，是以学校为核心的教育工程。

在七项任务中，“推进教育普及”被放在尤为突出的位置，并且贯穿多项具体部署。无论是将中华优秀语言文化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纳入大中小学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建设，还是强调教师语言文化教育能力提升、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其核心指向都十分明确——语言文化必须进入常态化育人机制，而不能停留在阶段性活动或课外补充。

这也是教育部作为牵头部门的根本原因。语言文化的铸魂育人作用，最终要通过课堂、课程和教师来实现。如果脱离学校这一主渠道，仅依靠社会倡议或文化展示，语言文化难以对青少年形成持续影响。《意见》通过明确“融入教学体系、管理体系和评价体系”，实际上是在为语言文化确立一个稳定的制度位置，使其成为教育运行中的基础变量。

其次，是面向全社会的资源工程。

语言文化要进入教育体系，前提是“有资源可用”。《意见》在语言资源治理方面给出了系统部署：从国家语言资源调查整理，到古文字保护工程，再到语言资源博物馆、语言文化场馆和城乡语言文化档案建设，其目标并不只是“保存”，而是将语言文化转化为可以被教育、科研和公共服务持续调用的共同资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件反复强调语言文化是“共同的文明记忆”和“共同的文化资产”。无论是甲骨文等古文字工程，还是对各民族语言文字资源的系统整理，其背后逻辑都是通过规范治理和公共储备，让语言文化从“存在于历史中”，转变为“服务于当下和未来”。这种资源工程，为语言文化走向课堂和社会应用奠定了基础条件。

第三，是直面数字空间的传播与治理工程。

与以往政策相比，《意见》对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语料库建设、数字中文工程、大语言模型应用、网络语言治理等内容，被系统纳入语言文化工作的整体框架之中。这并非技术导向的简单叠加，而是对现实语言环境变化的正面回应。

在数字空间中，语言不仅是表达工具，更逐渐成为一种“沟通协议”。平台规则、算法机制和技术工具，正在深刻影响语言的使用方式与传播结构。《意见》提出要加强语言文化成果数字化应用、推动语言文化智慧化赋能，并同步强调网络语言规范与治理，实质上是在试图为快速变化的数字语言环境建立新的秩序基础。

从这个层面看，语言文化工作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播”，而是延伸至数字公共空间的建设与治理之中，成为支撑社会沟通和价值传递的重要基础设施。

综合来看，《意见》所推动的，并不是单点突破，而是教育工程、资源工程与数字传播工程的协同展开。这意味着，语言文化工作不再主要依靠活动与倡议，而是通过教育体系、资源体系与数字体系的联动运行，逐步形成一套可持续、可复制、可评估的长期机制。

课堂，成为语言文化落地的关键场域

当语言文化被明确为一项需要长期运行的系统工程，其真正的落点，最终集中在学校，尤其是课堂之中。

课堂是语言能力形成与分化最集中的场景。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表达、讨论、书写与反馈，几乎全部发生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如果语言文化仍主要停留在课外活动、主题诵读或集中展示层面，往往难以对学生的真实语言能力产生持续影响。

但语言文化目标一旦进入课堂，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现实挑战：教学进度与考试压力并存，教师长期形成的教学节奏难以改变，不同区域、不同学校在学情与资源条件上的差异显著。这也是许多学校在推进相关工作时，容易出现“活动热、课堂冷”的原因。

在教育数字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大量学校完成了硬件部署，但技术工具是否真正服务于课堂语言理解、表达训练和互动结构，差异明显。语言文化素养的提升，恰恰依赖于课堂层面的深度参与，而非设备叠加。

在这样的背景下，华领人工智能从课堂运行机制入手推进相关实践，推出人工智能教育学校建设方案，并以“1-2-3-4-5 系统模型”作为总体框架。该模型以系统性解决方案为核心，围绕“人工智能校长”和“智能型教师” 2 支队伍的能力建设展开，分别对应学校治理层面的统筹与课堂教学层面的实施。通过明确不同层级的职责定位，促进技术应用与教学实际之间的协调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