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大寨西山的梯田上还留着昨夜雨水，泥泞里，38岁的陈永贵弯着腰量地势。山沟贫瘠，他却盘算着扩渠、修梯，把“石头缝里抠粮”的想法一砖一瓦地摞进现实。旁人看他风风火火，其实那时的家才是真正让他牵挂——妻子李虎妮天天凌晨下地，晚上还要帮村里产妇接生，忙得连口热水都顾不上喝。
日子就在这样紧绷的节奏里滑过。1958年“大炼钢铁”时，全公社都往炼铁炉里拉柴禾。李虎妮把家里仅有的几根檩子拆了送去，转身仍然笑着招呼邻居来喝苞米面粥。她的善意不是一句“勤快能干”就能概括，村里老幼常说：没她，咱这些穷苦人过不下去。可连绵的辛劳悄悄掏空了身体，1964年冬，她总喊胃疼，却舍不得停工，第二年春天被诊出癌症，那年她才39岁。
1965年8月的夜里，窑洞昏黄的煤油灯下，李虎妮握着丈夫的手，气若游丝地嘱托：“你得再成个家，不然老了谁给你倒水。”陈永贵红了眼圈，“别说这个，我想不出别个能替你。”话虽如此，他心里明白，这是妻子最后的牵挂。李虎妮走后，他把她的屋子锁好，一草一木保持原样，连缝衣针都没挪动。
又苦又累的日子里，陈永贵带着儿子陈明珠硬撑。1966年春耕前夕，昔阳县委几位干部上门找他，开门见山：“老陈，你一个人顾家又带队伍，身子骨不是铁做的。组织上给你留意了位合适的女同志，宋玉林，40岁，守寡多年，心眼实诚，你见见？”陈永贵一时语塞，只回了句：“这事得慢慢商量。”
三天后，县里把宋玉林请到生产队办公室。她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先问清楚陈家几个孩子的岁数，又问粮食定量、坡地面积，最后才小声嘟囔：“我跟他能成吗？”干部拍胸脯说：“你们脾气相近，都是苦出身，能合得来。”她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笑了一下。
傍晚，陈永贵被喊来，两个人隔着桌子坐着，屋里只有煤油灯的光。陈永贵率先开口：“我家不富，山路难走，你要跟我，就得吃苦。”宋玉林直视他的眼睛：“怕苦，我也不会来；可只要认准了人，啃窝窝头也能过。”短短几句话，定下了余生的走向。十四天后，宋玉林带着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搬进陈家的窑洞，新家像插进硬土里的秧苗，慢慢活泛起来。
重组后的日子谈不上宽裕，却透着股子热气。宋玉林针线活细，几件裂成口子的旧棉袄被她翻新得板板正正；她还把各家零碎鸡鸭集中喂养，换来一点贴补。陈家几个孩子起初拘谨，很快被她一碗热汤面收服：“多吃点，长大了好给国家干活。”这一席话，说到了孩子们心里。
1975年，陈永贵以大寨带头人的身份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开会，他常穿那件老粗布灰褂子，兜里揣着日记本，见什么、学什么都写下来。国务院的同事笑他“老农民进城”，他不以为意，反倒常念叨大寨那几亩地：“石头地不怕，就怕没心劲。”宋玉林则在大寨守着老人孩子，逢人便说：“老陈是国家的人，可他也是俺家的顶梁柱，盼他平平安安。”
1980年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结束，65岁的陈永贵递交辞呈，请求退下。批准文件送到时，他只是点头：“好，让年轻人顶上。”很快，他与家属户口迁至北京。初到首都，胡同口的早点摊、小卖铺、菜市场，都让这位老支书新鲜得很。清晨六点，他推着破旧自行车带宋玉林去什刹海遛弯，日头一出，再去排油条豆浆的长队。偶尔看见稀罕物，他会咧嘴：“给老宋添点新花样。”
然而，身体的顽疾一步步逼近。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住进北京医院。那天夜里，病房外守着一圈家人，他攥住宋玉林的手，声如细线：“柜子里那八千多块钱留给你们，要让孩子走正道。”他说话费劲，却仍惦记着家风。宋玉林泪水直掉，只点头，不敢多言。
4月26日凌晨，陈永贵与世长辞，终年71岁。治丧期间，宋玉林默默把他的手杖、草帽和那本写满改地方案的笔记，整整齐齐放进木盒，说：“这些，要留给孩子们。”她未读过多少书，却懂得那几本笔记里夹着的，是老陈一辈子的心血。
往后的岁月，宋玉林仍住在北京的小院，照看大大小小的孙辈。每逢忌日，她会把那顶草帽摆在小炕桌正中，轻声念一句：“他还在地里忙活哩。”邻里来串门，常夸她贤惠，她摆手笑道：“陈永贵能把石头摁开花，我守好这个家算不得啥。”
他们的故事留在大寨的梯田，也写进了共和国的年轮。当年的石头山已难觅当时模样，唯有那间旧窑洞还在，窗棂褪了色，院子里却种满杏树。春风一来，花开得正盛，如同李虎妮、宋玉林两位女人平凡却明亮的生命，静悄悄地在山谷间吐露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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