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5日凌晨四点，北京东交民巷的灯光整夜未熄。电话铃声骤然划破寂静，值班人员只留下一句“通过了！”便疾步冲向会议室。几个小时后，坐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大厅里的中国代表团才真正听见唱票结果：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中国的五星红旗就此被确认将在联合国总部升起。
等待的滋味很不好受，尤其经历了近二十二年的曲折。1945年10月《联合国宪章》签署时，中国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之一列席五常，但那个席位曾由南京国民政府持有。1949年10月以后，席位与现实已经脱节，却一直被美方操盘拖延。1950年周恩来致函联合国要求改正代表权，美方先用“朝鲜战争”这张牌压住提案，又动用“重要问题”程序把简单多数升级到三分之二，硬生生拖了十年。
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终于将“中国代表权”列入议程，这被视为冰面出现的第一道裂缝。只是当时冷战正酣，华盛顿仍在计算成本。直到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国际格局才迅速变成三角。尼克松政府看准制衡苏联的需要，放松对华外交封锁。外界普遍注意到“乒乓外交”这一轻巧的敲门声，但真正撬动投票板块的，是亚非拉国家在六十年代相继独立后形成的庞大票源。
1971年夏天，阿尔巴尼亚与阿尔及利亚等提出的“两阿提案”把问题简化为一句话：驱逐台湾当局代表，承认新中国代表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美国人在台前递上所谓“双重代表提案”，想让台湾当局以普通会员身份苟延残喘。毛泽东一句“绝不上贼船”让各代表团心里有了准星：不是一个中国就是两个中国，中方底线清清楚楚。
唱票那天，很多人原以为西欧会跟着华盛顿起舞。令人意外的是，三十五张反对票几乎全部来自拉美与加勒比小国。公开结果显示，全欧洲只出现了一张反对票。大厅里先是一片窃窃私语，随后有人低声问道：“是谁？”这句疑问甚至被现场翻译收录在当天的速记稿里。答案传来——马耳他。
把时间拨回到1964年9月，马耳他刚从英国手中获得独立。岛国面积仅316平方公里，却坐落在地中海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它，谁就握住一道海上咽喉。独立谈判过程中，伦敦同意撤旗，但保留驻军。岛内工商业受英镑体系束缚，而美军第六舰队又盯着瓦莱塔天然良港。对这块“永不沉没的航母”，英美长期持共同管理态度，却在幕后较劲。马耳他政府清楚必须选边，冷战格局下，小国往往用表决权换取经济与安全援助。
于是，在1971年那张薄薄的选票上，马耳他替西方列强做了“象征性抵抗”。据后来英方档案，同年5月伦敦、华盛顿和瓦莱塔三方会晤时，马耳他外长提出“如果援助到位，将在联大事务上与英国保持一致”。援助很快落实：维多利亚港口扩建一千万美元贷款、若干电台设备升级、医学院奖学金名额加倍。这些细节当然不会写进会议纪录，却解释了那张反对票的来历。
值得一提的是，马耳他国内并非铁板一块。议会在10月表决立场时，以二十七比二十五险胜反对派。有人甚至调侃说，若再少两张赞成票，马耳他政府连反对的胆量都没有。可见这份“拒绝”既是地缘政治的投影，也是小国在大国夹缝中自保的权宜之计。
乔冠华听完计票结果，朗声大笑。随后，他朝美国代表团方向轻轻一拱手，没有多说一句嘲讽的话；而当有人将“欧洲唯一反对票”细节告诉他时，乔冠华只摆了摆手：“历史会给他们机会重新认识中国。”这句随口而出的回应后来在外交部文件里被标为“口头评论”，既没有得意忘形，也没有意气用事。
1972年1月31日，中马正式建交。短短半年后，中国援建的中马友谊小学在滨海区破土动工；同年八月，马耳他派出第一批医护人员赴上海进修。若不是那张反对票当年掀起的小波澜，双方关系的发展速度很难被外界注意。事实证明，大国胸怀加上务实合作，比争论一纸选票更能消除隔阂。
回看那场表决，更多国家关注的是联合国权力版图的重新洗牌。新中国进入安理会，不只是人数的简单变动，而是亚非拉声音首次获得制度性保障。76张赞成票背后，实则蕴含着殖民体系崩塌后的新兴力量。在西方媒体的镜头里，许多戴着草帽、穿着长袍的代表激动得跳了起来，他们不仅在为五星红旗鼓掌，更在为自己的政治觉醒鼓掌。
四十多年过去，关于“全欧洲唯一的反对票”仍偶尔被拿来做冷知识测试。大多数人能快速喊出“马耳他”三个字，却未必说得清这个岛国为何当时要逆流而行。理解历史，不能只看投票本身，还要把每个国家放进它所处的时代坐标。对马耳他而言，一张选票换取安全与经济是一种无奈；对中国而言，七十六张赞成票则证明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得到广泛认同。
那天凌晨四点亮着灯的不只是北京的办公室，还有无数远在亚非拉的华侨社团。电报密集飞向祖国，只有一行字：祝贺。没有华丽辞藻，却足够有力。历史往往就是这样被写出来的——一张选票、一声欢呼、再加漫长而隐秘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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