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穷怕归乡，实际上当官有钱之人，还更怕回家乡|同乡|归乡|欧阳修|苏辙

都说穷怕归乡，实际上当官的人，似乎还更怕回家乡的。前些年，江西某地就有“父母官”公开诉苦，他每次回乡过年，四邻八舍都会来要钱，家里永远门庭若市，总之变着法子要帮助。嫌少的乡亲还会赖在家里不走，甚至有一位“亲戚”因借钱未果，居然扛着锄头坐到他家里头，暗示再不给就要去刨他祖坟。

此时这“大人先生”能怎么办？表面上看彼此地位悬殊，实际上又沾亲带故，剥离职务就是“乡人”乃至“亲戚”，都给自然给不起，不给就成了左邻右舍口中的“忘恩负义”。后来，终于“逃离”是非之地，这位领导每每谈及家乡，总会感叹，“好像我前世欠了一村人的债”。这是社科院名教授施爱东新书《故事背后的故事》所讲的真事（安徽人民2024年版，页5），那位“领导”姓赖，有名有姓有百科，恰是他赣州同乡人，至于施教授可以公开这么调侃，自然是因为人家前些年进去了。但不管怎么说，此时的“家乡”，可一点都不美好，差不多就成了这些“衣锦还乡”者最大的梦魇，贵为正四品知府也搞不定，头疼到计无所出。

所以，依我观察，并不是我等在外混得不好之人最无颜面回对家乡父老，反倒是事业有成但又还没成到可以雇人沿途随时发钞票的那些人，最怕回老家，最是“近乡情怯”。总结起来的“真相”，似乎就是穷怕回乡，富贵也怕回乡。故乡不只是有“风景”，有“记忆”，还有还不完的“人情”，以及欲说还休的积年恩怨情仇。譬如我们老家潮汕那盛产腰缠十万金的富贾，几乎人手一架私人飞机，但他们好像每次回乡都是大巴车组团，或许就是出于这种疑惧心理。盖此时回去，主要目的早就不是什么“荣归故里”的虚荣或心愿了，而是借同乡聚会的由头，大谈其生意经矣。否则，潮汕在广东，何至于富豪最多，本地却又是始终垫底的倒数榜一大哥。

而且这种事是古往今来皆如此的。晚清高官，曾任兵部尚书的何汝霖，道光27年由于老母病逝，不得已回老家南京“丁忧”三年。据他亲笔日记所写，那期间他几乎连房间门都不敢出，大嫂去世也不敢去吊唁，当了大官回家乡犹如做贼，真是郁闷到了顶点，也是“窝囊”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因为情况也差不多，他也是家门口里里外外总是挤满了“乡亲”，都是准备找他哭诉，寻求解决各种困难的。有的是仗着至亲关系，理直气壮索要财物；有的是凭着乡邻或旧日情谊，“厚颜哀求”，甚至还有许多毫无瓜葛与交情之人，也要跑来告帮。回故乡头一两月，他就不得已，帮人付款40多笔，结果越帮越多，完全填不完那些欲壑，最后弄到抓襟见肘，存款都要见地，应付长官也没有余钱。正是迫不得已回趟老家，整得何汝霖这位“达官显贵”，镇日苦不堪言，乡居生活度日如年，吓得此后都不敢回去了。（张剑《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中华书局2020年版，页17）

我就是从来不觉得“故乡”必须好的人。前日，我发了几句感慨，说不是人人都会觉得“故乡”好，有的人甚至最讨厌的地方就是“故乡”，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与“人品”并无关系。好些朋友表示不理解，甚至忍不住骂我，我只觉得他们足够幸福，从未在“故乡”那里受到伤害，也只在“故乡”那里感受到了温暖，但这也不代表人人皆如此幸运。有人爱家乡，有人讨厌家乡，有人害怕家乡，情况多样，感情不一，才是正常的状态。归根结底，每个人都可以如实地表达自己的所有情感。更直白地说，很多人就是害怕“故乡”的，我等普通人是如此，好些历史上伟光正无比的大儒也如此。欧阳修江西人，晚年退居安徽颍州，苏辙（或还可包括苏轼）众所周知四川人，致仕离职后也退居河南许昌，他们为什么不会到各自桑梓，落叶归根安度晚年，当个备受尊重的“乡贤”，反倒从来不愿回去，甚至家乡人千里迢迢来探望，也往往躲着故意不见？甚至临死也留遗嘱不愿回去祖茔安顿，最终选择安葬的郏县我还特意跑去看过。

这些大儒，都是奇怪地“且把他乡当故乡”。钱锺书就是从不回老家，连带着也没什么“家乡人”观念。1980年代以后，他搬进三里河南沙沟，与无锡同乡华君武比邻而居，华几次想借同乡身份去见他，可到底未能如愿“识荆”，钱是很讨厌那种到处泛滥的“乡曲之私”的，《管锥编》讥诮此等观念甚多，觉得可笑。像前些年过世的名学者赖瑞和那种，万里迢迢想尽办法，非得回到祖籍梅县畲坑新化村乡下探亲，一口气吃掉五公升的“仙人板”，似乎感觉不到任何异样，只会觉得故乡异常温暖，人情又异常和美的（《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清华大学2017版，页43），自然主要还是因他身世比较特殊，生长在南洋，回故乡不过是“寻根”，而且回去的次数屈指可数，总不至于有亲戚也扛着锄头坐到他面前。实际上，即便是这种偶尔回乡的探亲，也多苦不堪言。譬如我的老家，早年也有很多出去闯荡的“华侨”，1980年代也曾大张旗鼓陆续回来访亲，一踏入祠堂老泪纵横认祖归宗，场面何其隆重，又何其感人。可惜这类嘉话的后续是：在那个人人贫窭的年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领教过熟悉又陌生的乡亲们那超常的“热情”一两回后，就彻底销声匿迹的。

话说敝人还沾亲带故的一位同村外侨，据说在台教育界还略有名气，大抵就是如此。我后来还偶然看到他出版的一部自传，写过这段往事，说是魂牵梦绕了大半生的“故乡”终于有机会重履了，朝思暮想的亲弟弟也到底认着了，但一时的欣喜过后，紧接而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烦恼，甚至闹得家庭不睦。只因他出手大方，一心弥补缺陷，岂料招得弟弟一家错以为他是大款，那些年源源不断的来信都是索求资助，又是要盖洋房又是要钱娶儿媳啥的，而他不过是一有点名望的中学语文老师，哪来这么多银子可以应付呢？拒绝又不好意思，解释又说不清楚，没几年积蓄为之一空，老妻吵闹不断，苦不堪言。未几，弟弟想托他给大孙子找个工作，他回信直言办不到，对方还觉得他薄情寡义，从此又音讯断绝，不相往来了。他老来写自传，也是感慨万千。我想，他要是有机会重新选择，大概率是要故乡与亲人，永远埋在心底的，如此至少还留下美好回忆，足堪回首。

所以，有点“身份”的人，反倒多不愿也不敢贸然回乡。不像我辈穷鬼，一杆行李箱，跳上绿皮火车，只要脸皮够厚，哪管什么近乡情怯。更别说还真有“高堂”搁那明镜悲白发,势不得不回。至于古今揽胜一族为何也怕，此中微妙史学家们倒早就剧透了，说是按照过去的惯例，一旦入仕当官，就有照顾族人与乡亲的义务，有的甚至为之入不敷出，搞的负债累累，而且升米养恩斗米养仇，最终四面树敌，众叛亲离。人之常情，心同此理，非万不得已，实际多半都不愿“荣归故里”，更愿意彼此相忘于江湖，至少欧阳修与苏辙就是这样的心理。更严重点的，譬如顾炎武鲁迅们，那是死也不愿意回故乡，只因本就是遍体鳞伤从那跑出来的，岂有自投罗网的理？对他们而言，故乡反倒才是真正的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