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刘勋 文：梧桐有故事
第一天：确诊
CT报告上的“占位”和“毛刺征”，穿刺病理上冰冷的“肺腺癌IV期”，把这些词和妈瘦小的身子连在一起，我用了整整三天才勉强接受。
她咳嗽了三个月，一直当支气管炎治。直到背疼得睡不着，才做了全面检查。结果出来时，妈捏着报告单，手很稳：“那就治。该怎么治怎么治。”
医生建议做基因检测，说肺腺癌有机会用靶向药。“副作用小，吃药就行，很多病人能正常生活好几年。”这句话像黑暗里的光，我们全家都紧紧抓住它。
抽血，送检。等待结果的十五天里，妈咳得更厉害了，开始吃止痛片。但她每天还是早早起床，给我和爸做早饭，只是动作慢了很多。
第十六天：希望
EGFR 19外显子缺失突变。
“有药！”主治医生的语气带着鼓励，“三代靶向药，效果很好，医保还能报销。”
我们像中了奖。妈拿着那盒浅蓝色的药，看了很久，然后小心地拧开，按说明书吞下第一颗。那天晚饭，她难得吃了小半碗米饭，还笑着说舌头有点麻，但没关系。
最初的十天，像是奇迹。咳嗽明显少了，背疼减轻，她甚至能下楼散步十分钟。我们都以为，抓住了那根最可靠的救命稻草。
第二十五天：第一次警告
妈开始发烧，三十八度五。身上起了皮疹，从脸颊蔓延到胸口。
“是靶向药的常见副作用。”医生调整了剂量，开了抗过敏药。“说明药物在起效，身体有反应。”
烧退了，皮疹用了药膏也慢慢消下去。但妈的精神头明显不如刚吃药那会儿，总是很累，坐在沙发上就能睡着。肿瘤标志物的第一次复查结果不错，降了三分之一。医生说：“有效，坚持住。”
我们就这样在“有效”的鼓励和副作用的折磨之间，小心翼翼走着钢丝。
第四十天：转折
咳嗽和疼痛，毫无预兆地回来了。
而且来势汹汹。止痛片从一天一片加到两片，效果却越来越差。夜里能听见她压抑的、闷在枕头里的咳声，像破旧的风箱。
复查CT。诊室里安静得可怕。医生指着电脑屏幕：“原发病灶有所增大，并出现了新的小结节。考虑……靶向药耐药。”
“才一个月就耐药？”我的声音发干。
“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早期耐药。我们还有方案，可以联合化疗，或者看看有没有新的突变。”医生的解释很专业，但我只看到妈坐在旁边，低着头，手指反复抠着病历本的边缘。
基因检测需要再次穿刺取肿瘤组织。妈躺在操作台上，B超探头压着她瘦得能看见肋骨的胸壁，找合适的穿刺点。她一声没吭，只是在我握着她手的时候，很用力地回握了一下。
第五十天：化疗
二次检测没有发现新的靶点。希望的光，暗了一大半。
开始化疗，培美曲塞联合卡铂。医生说这是标准方案，副作用相对可控。
第一天输液后，妈吐了三次。吐到后来只剩黄色的胆汁，整个人虚脱在床边。止吐针打了，作用有限。接下来的一周，她几乎没吃下任何东西，靠营养粉维持。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她让我帮她剃光，摸着光滑的头皮，笑着说：“这下凉快了。”
白细胞掉到危险值，打了升白针，全身骨头针扎一样疼。她整夜睡不着，咬着毛巾不喊出声，怕吵醒我们。
第六十五天：回家
第三次化疗前评估，结果让人绝望。CT显示病灶继续进展，胸腔积液增多。肿瘤标志物比确诊时还高。
“化疗效果不理想。”医生的话很委婉，“后续可以考虑免疫治疗，但需要做PD-L1检测，而且有效率不是百分之百。病人目前的身体状况，可能承受不了更强烈的治疗了。”
我们听懂了。爸爸蹲在走廊尽头，捂着脸，肩膀抖得厉害。
妈很平静。“回家吧。”她说，“不住院了，我想回家。”
我们办了出院手续。带回家一堆药：最强的阿片类止痛药、利尿剂、化痰药、镇静剂。社区医生上门建立了家庭病床。
家，终于不再是两个地方之间奔波的中转站，成了最终的港湾。
第六十七天：衰竭
妈大部分时间在昏睡。呼吸声很重，像拉着风箱。因为胸腔积液，她只能半坐着，躺不下去。止痛贴和吗啡片轮流用，勉强压住疼痛。她吃得越来越少，一天喝不了几口米汤。
但她清醒的片刻，眼神还是清亮的。会看看窗外的树，问问我工作怎么样，叮嘱爸爸记得吃药。她最常说的是：“拖累你们了。”
我们说不出“不拖累”这样的话，只能一遍遍摩挲她瘦骨嶙峋的手。
第七十天：最后一夜
妈的呼吸变得很浅，很快，像离水的鱼。瞳孔有些散大。我们知道，时候快到了。
社区医生来看过，说就是这一两天的事。我们按照医生教的，用湿棉签润湿她干裂的嘴唇。
凌晨三点多，一直昏睡的妈，忽然睁开了眼睛，眼神异常清明，缓缓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爸爸，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然后，长长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那口气，吐出来之后，再也没有吸进去。
胸口不再起伏。监护仪上，血氧饱和度数字迅速掉到60、50、30……最后，归零。心跳变成一条笔直的绿线。
世界在那一刻，只剩下仪器的长鸣，和我们压抑到极致的空白。
她最后那口气，吐得很干净，像是终于卸下了所有疲惫和痛苦。脸上那些被疾病刻画的紧张皱纹，也仿佛舒展开来。
70天。从满怀希望拿到靶向药，到看着她吐尽最后一口气。我们拼尽了全力，用上了所有现代医学能提供的武器，却依然挡不住癌细胞疯狂的速度。
医学有其边界，生命有其定数。我们最终能做的，也只是在她最后回家的几天里，让她躺在熟悉的床上，握着她的手，告诉她我们都在，然后眼睁睁看着那盏灯，一点点暗下去，直至熄灭。
这不是一个奇迹战胜病魔的故事。这是一个普通家庭，在疾病面前，尽力爱过、陪伴过、挣扎过，然后学习接受“无可奈何”是什么滋味的故事。这种滋味，很苦，很空，但它真实地存在于千千万万个相似的夜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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