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9日下午1点45分，山西大同老白洞煤矿的井口突然喷出火舌，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巨响，15号井口如同张开血盆大口的怪兽，14号、16号井随即塌方。
此时井下905名职工正忙着赶工，早班的人还没完全上来，中班的已经迫不及待下了井，没人想到，一场建国以来最惨烈的矿难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来。
说起来，老白洞煤矿也是“命运多舛”的典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建矿时，设计年产也就90万吨，妥妥的“稳健派”。可到了1960年，不知是谁按下了“加速键”，实际产量直接飙到152万吨，超产近七成。
这可不是凭空涨上来的，而是层层加码的“竞赛成果”——月产从5万吨硬生生翻倍到12万吨，还雄心勃勃计划年底冲20万吨。为了这个目标，工人们的三班倒变成了“连轴转”，休息时间被压缩得比饼干还薄，井下作业强度堪比“铁人三项”。
更离谱的是井下的安全状况，简直是“漏洞百出”到离谱。煤尘飞扬得能让人睁不开眼，通风设备却像退休老干部一样闲着；瓦斯监测仪天天“报警抗议”，值班员嫌它碍事，直接关掉继续干；
翻笼设备插销松了没人修，运输轨道变形没人管，供电线路裸露得像“光膀子”，这些隐患攒在一起，就像一颗装满炸药的定时炸弹，就等一个火星引爆。
最让人揪心的是，矿上为了多产煤，连12岁的孩子都拉来下井。这些半大的孩子扛着小工具钻巷道，以为是帮着多挖点煤，殊不知自己正走进龙潭虎穴。这种“饮鸩止渴”的搞法，短期看产量上去了，可长远来看，无异于在悬崖边上跳舞，出事只是早晚的事。
爆炸发生后，整个矿井系统彻底瘫痪，电源中断，电话失灵，困在井下的工人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但这场灾难中，也有让人热泪盈眶的救援奇迹。
消息传到大同矿务局，党委副书记王蕴心、副局长田志斌两小时内就冲到现场，堪称“火速驰援”。紧接着，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山西省委书记郑林等一众领导陆续到位，连公安部、卫生部的负责人都赶来坐镇。
中央的反应更是快得惊人。当天毛泽东主席就听取了汇报，周恩来总理深夜11点批示“不惜一切代价、毁矿保人”，这八个字分量千钧。
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三次发电报追问进度，放话“中央给什么支持都行”。要知道，那时候国家经济正紧巴巴，这份表态足见对生命的重视。
救援队伍堪称“全国总动员”：解放军10个部队的1096名指战员坐着军车赶来，19个矿务局的414名救护队员被空运到大同。包头五档沟煤矿的救护队队长杨良英，坐飞机落地后连口气都没喘，当晚10点22分就投入战斗。
物资支援更是“不计成本”，民航局62架次飞机穿梭往返，高炮部队的探照灯把机场夜空照得像白天，十几趟火车专列、214辆汽车源源不断运送物资，卫生部调来了21吨药品，商业部拉来了满满当当的日用品和食品，口泉火车站甚至把10部水罐车里的8部都腾出来专供灾区饮水。
1400多人的救援队伍，在井下展开了7天7夜的生死较量。井下烟雾弥漫、毒气攻心，战士们戴着防毒面具在狭窄的巷道里爬行，矿灯的光线微弱得像萤火虫，头顶上的煤块还在时不时往下掉。
有个救援班推进时被煤壁砸断了队形，分成两截后硬是重新组队继续搜救；解放军战士黄喜更是“拼命三郎”，5月12日那天，3小时内往返300多米，背出3具遗体，肩膀磨得鲜血直流。第二天夜里他头晕眼花，只喝了一瓶汽水就瞒着班长再次下井，最后直接晕倒在巷道里。
这样的故事，在救援队伍里比比皆是，他们用手刨煤，用担架抬人，井口的医护人员时刻待命，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最终，228人成功获救，虽然其中5人因伤重不治，但数百个家庭总算保住了亲人。
事故调查从一开始就一波三折。矿上先是搞了个“反事故抓敌人”运动，把没下井的工人、工程师、技术员全拉去审查，连回乡的矿工都成了重点怀疑对象，硬生生把调查方向带偏了。
直到省级和国家联合调查组历时10个多月，才在1961年3月24日拿出了结案报告，一锤定音指出事故直接原因是煤尘爆炸，而生产超标、安全疏忽才是根本问题。
可这份报告却被贴上了“绝密”标签，锁进了柜子里。为什么要压38年？说穿了就是时代背景使然。那时候正处于大跃进时期，这场事故暴露了冒进的问题，公开了等于“打自己脸”；矿方怕担责，领导担心影响政绩，干脆就“捂盖子”。
更重要的是，当时全国煤矿安全基础都薄弱，类似的隐患不在少数，捅出这一个，怕的是牵出一串。于是，684个遇难者的名字被尘封，家属们想讨个说法被劝阻，幸存者王福生等人一次次上门询问，都被拒之门外。
那些年，家属们逢年过节只能偷偷烧纸，孩子问起亲人的去向，只能含糊其辞；幸存者王德福身上留着永久的伤疤，干活时总觉得鼻子里还飘着井下的味道。
这种沉默持续了38年，直到1992年，北京作家何于清盯上了这件事。他在老矿区蹲守三年，访谈了100多名幸存者和家属，挖出了第一手资料。
1998年，他的纪实书《问苍茫大地》出版，书里提到遇难者口袋里揣着给女儿的红头绳，这个细节戳中了无数人。随着这本书的问世，尘封的档案终于解封，这场被隐藏了38年的惨案才走进公众视野。
2005年，大同建起了五九事故纪念馆，684个名字被整齐地刻在黑色大理石墙上，这些曾经被遗忘的生命，终于有了归宿。馆里陈列着老照片、旧工具，循环播放着纪录片，后来的新工人下井前，都必须来这里参观学习，把安全规矩刻进骨子里。
而老白洞煤矿在停产11年后，1971年重启了郑家沟风井，1972年开通了16号副井。恢复生产时，工人们在井下发现了更多遗体，有的已经变成了骨架，风化成蓝灰色，旁边还放着当年的工具，定格了最后的瞬间。
这些发现让矿上更加慎重，安全检查成了日常操作，再也没人敢把安全当儿戏。
从一五计划开始，国家就砸下8298万元改善煤矿井下条件，到1956年，国营煤矿95.75%都用上了机械通风，工作面风量达到每人每分钟4立方米，井温过高和瓦斯事故发生率下降了91%。
现在的煤矿工人下井，装备齐全、监控到位，安全保障早已今非昔比。这背后，是684条生命换来的教训，是无数家庭用悲痛换来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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