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里同一个药材，往往一克之差，功效就天差地别。比如甘草用2到5克能调和诸药，剂量增加到6到10克就变成补脾益气，用到15到20克又成了缓急止痛；山楂10到15克是消食化瘀，20到25克转为活血化瘀，30到40克则是养脾化瘀。麦芽、川芎、丹参、麦冬也一样，剂量一变，功效大不同。这就是中医常说的“中药不传之秘在于量”——治病的巧妙，很大程度就在分量上。
可现在不少中医从业者的用药现状却有些尴尬：药店一般备着700多种本草，科班出身的临床专业人士实际只能用到300多种，还有人甚至不到130种。就像厨房摆着万种食材，却只会用100种，浪费了太多中药资源。更可惜的是，很多人丢了经典里的用药“说明书”——怕担责任、怕被投诉，宁愿用小剂量“应付”，结果病人没效果，反而质疑中药不行。
其实古代名医早就摸透了大剂量用药的规律。张仲景在《伤寒论》《金匮要略》里，用桂枝一剂至少30克，白芍用到60克，黄芪更是用到120克。对《伤寒论》的系统研究发现，有34味药被大剂量应用，涉及152方次、85个方剂，集中在解表、清热、补虚等5大类。大枣和附子是大剂量使用最多的药物，体现他对补益脾肾的重视；这些药多作为君药，用于阳经病症或病情危急时，还有严格的法度——重量药先煎、发散要微汗、清泻需中病止、虚人要慎用。2025年第四届西湖经方大会暨浙江省中医药学会方药量效分会学术年会上，专家们把“剂量”推到了经方疗效的核心位置。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指出，方药量效研究是中医药现代化的关键；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鲁科达更是直接分享了大剂量中药治疗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成果，还正式成立方药量效分会，聚焦“剂量-疗效-毒性”关系，要为中医药标准化破题。
拿现在因体质原因常用的附子来说，不同炮制种类（盐附子、制附子等7种）、炮制细节（切成0.3厘米的片，用姜汤泡几天，煮多久）都影响药效。古代名家的用量也各有讲究：宋代太医院能用至39.5克，民间医家在20到60克之间；吴佩衡一般用到30到120克，李可作为火神派代表，剂量能达到200到300克，朱良春常用125到150克。他们都强调了禁忌——哪些人坚决不能用，以及如何避免中毒，比如潘清海的“五禁与三问”，还写清了附子中毒后的反应及调整方法。
一本《大剂量中药临床应用》正好把这些“度”变成了可学的经验。这本书由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周德生、胡华主编，里面讲了使用频率较高的421种本草，收录1578条单药应用经验、2158条配伍及名方应用经验。它不只是讲附子这样的常用药，还涵盖了解表、清热、补虚等类药的大剂量用法，甚至把经典中的用药法度写进书页——重量药先煎、发散要微汗、清泻需中病止、虚人要慎用。对于中医从业者和爱好者来说，这本书像一本“实用指南”，把古代名医的胆量和对“度”的把握，变成了能翻开来学的具体方法。毕竟，真正高明的医生，从不会让病人喝了药没反应，更不会浪费钱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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