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制度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民主实验，其理念是将最终的审判权，至少在事实认定层面，从职业法官手中剥离，交给随机抽取的普通公民。

这背后是对绝对权力本能的警惕，以及对“常识”和“社区良知”的深刻信赖。

先来看它的价值维度。陪审团被视为抵御政府滥权和司法专横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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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名的曾格案就确立了“陪审团否决权”的先例，即陪审团有权基于良知，即使证据确凿，也可以宣判被告无罪，这相当于用普通人的正义观去校正可能过时或不公的法律条文。

换句话说，它让人民不仅是案件的审判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法律本身的审判者。此外，12个人比1个人更难被贿赂或胁迫，这从结构上增强了司法的抗腐蚀能力。

这个制度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布满荆棘。最大的挑战在于，随机抽取的陪审员是否能摆脱自身的偏见和局限？

实践表明，一个地区的种族构成、社会观念会深刻影响判决结果，辛普森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而且，陪审团容易被律师的辩护技巧和情感渲染所左右，整个庭审更像一场戏剧，而非纯粹追求真相的科学探究。

成本高昂、程序冗长，为了达成一致裁决（多数州刑事案件要求），讨论可能持续数日甚至数月，效率极其低下，这也导致如今美国绝大多数案件通过辩诉交易解决，真正的陪审团审判已是少数。

那么，为何如此争议重重，它仍被视为基石？

这就触及了深层逻辑。美国司法制度默认“发现绝对真相是近乎不可能的”。因此，它的目标排序中，程序公正和权力制衡的优先级，有时高于个案的实质正义。

宁可放掉十个有罪者，也不能冤枉一个无辜者。这种价值选择，在陪审团制度下得到了最彻底的体现。

研究甚至显示，在八成左右的案件中，法官与陪审团的判断是一致的，这说明普通人的常识与专业法官的法律认知在大多数时候并无二致。

最后，再说几句对比与反思。

很多人会拿它和网络舆论审判相比，这其实是误解。陪审团审判是在法官严格主持下的高度程式化过程。

证据需要经过筛选，无关和非法的信息要被排除；陪审员本身也要经过双方律师的严格审查，排除有明显偏见者；

他们被隔离保护，只能依据法庭上呈现的合法证据进行判断。这与网民基于碎片化、真假难辨的信息进行情绪化宣泄，有云泥之别。

陪审团制度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复杂体系。它不完美，甚至会“犯错”，但它的设计初衷和核心功能，是将司法的终极权力根植于人民之中，以此来捍卫自由，防止专政。

它更像一个朴素的信念。法律的终极权威不应来自任何精英或权力机关，而应源于它所服务的每一个普通人的良心与共识。

这套机制在美国能运行两百余年，与其独特的建国历史、分权制衡的政治文化密不可分，很难简单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