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灯火通明。国务院一次例行会议刚结束，谢富治依旧拉着公安部几位干部谈工作，他语速很快，神情兴奋，完全看不出一年后自己将站到风口浪尖。那时的他，51岁，头上还有几缕苍白，却掩不住从战场上带下来的凌厉。熟悉他的老战友很难想象，不到两年，昔日的“平西猛将”会把矛头指向同朝为官的陈毅。

进入1966年，形势骤变。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谢富治抓住“斗争新方向”的机会，言辞犀利地指向邓小平，声称“解放后他对毛主席不够尊重”，一石击水，激起浪花。会后，他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一次真正摸到权力中枢。有人说他嗅觉敏锐，也有人说他在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自此离开了过去那个只盯着公安口分内事务的谢富治。

10月间，中央文革小组权势剧增。江青向毛主席建议将谢富治列为正式成员，毛主席答复：“成员不扩大，可以列席。”这句看似平常的表态，让谢富治有了进入碰头会的通行证。周恩来随即加入会议，试图用行政经验和个人威望平衡激进声音，却发现自己往往被推向孤立位置。一次散会的走廊里，他轻声对同事说：“有些同志变得我都认不出了。”

到了12月2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分学生时，公开怂恿他们去“占领”劳动部与总工会。谢富治第二天便学了个“样板”，在与周恩来接见北京高校学生时抛出“让学生接管西城公安分局”的惊人提议。周恩来当场沉下脸，语气少见地冷硬：“这事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没有政治局常委会和毛主席批准，一句也别谈。”有人回忆，谢富治当时低头嗯了两声，却没真正收手。

1967年春天，批判“二月逆流”后，中央政治局工作暂停，碰头会大权独揽。谢富治在公安系统里动作不断，亲自批示“造反派可进驻公安机关登记取枪”，虽然只是动口风，但对局势刺激极大。北京街头“清理阶级队伍”的口号此起彼伏，军代表整夜不敢合眼，生怕某支队伍突然上门要求“交枪交印”。不少老公安说，谢富治这招让他们想起当年游击区的“破击战”，只是对象错了。

8月15日的外交部礼堂，一场原计划“促使陈毅检查”的会议被悄悄抬高调门，主持人名单里多了几个生面孔。事前，周恩来苦口婆心：“批评可以，别动‘打倒’那仨字。”陈毅66岁，已做了六次大手术，参加会议前还输液。会场刚热，来自外贸口的“战斗队”便举起“横扫二月逆流余党”的横幅。坐在台下的谢富治神情冷漠，既不喝止也不发声，仿佛这一切与己无关。

傍晚，周恩来结束会见外宾匆匆赶来，听到现场已乱成一团，气得脸色铁青。他径直走向主席台，指着台下的吵嚷说：“把陈毅同志打倒了，你谢富治来当外交部长吧！”这句质问足足回荡了十几秒，全场吵声瞬间收敛。谢富治并未回应，只把烟灰轻轻弹到地上。许多在场者后来回忆，那一刻的空气几乎凝固，连摄影灯都显得刺眼。

局势险些失控。幸好外交部老干部纪希晨见势不妙，连忙扶起陈毅退至后台。陈毅被搀到休息室，还开玩笑：“小纪，老夫今日差点当堂‘投降’。”语气豁达，却掩不住疲惫。第二天，周恩来批示外交部：“停止一切对陈毅的无根据指责，维持外事工作正常。”文件传到谢富治手里，他在批示栏里写了三个字：“照转下。”字迹潦草，却暗藏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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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治的性格原本并非如此。1930年，他在豫西当挑夫，遭到寸把长的皮鞭抽打，才跑到红军根据地。抗战时期，他在冀东用八路军“火牛阵”炸毁日军铁路线；解放战争时，他指挥十三纵队巧取平汉线，27岁就当上兵团副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公安、治安、消防，曾连夜坐镇天安门东长安街，指挥扑救公安部大楼火灾。老干部谈起那年小年夜的火海，仍竖拇指：“谢部长够硬气。”

然而，1966年的台风，改变了他。有人把原因归结为个人野心，也有人说是身体暗疾。1970年底，谢富治被诊断出肝癌，他四处求医，甚至试过云南白药敷贴，效果甚微。1972年3月26日凌晨1点50分，他在解放军总医院病房咽气，终年59岁。病危通知发出时，江青不曾探望，林彪已折戟蒙古草原，只剩周恩来照章料理后事。

3月30日，谢富治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按中南海通知，天安门广场与新华门同步下半旗。周恩来宣读悼词，称其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同年1月6日去世的陈毅追悼会上，悼词却只有“一大损失”。对比之下，舆论私下颇多微辞。有人在小本子上写道：“世上评价有时会晚来，但绝不缺席。”

时间走到198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为谢富治等人反革命罪行的决议》，撤销八年前的悼词，开除其党籍。新华社对外通稿只有短短数百字，却让许多老同志沉默良久。陈毅的夫人张茜看完文件，把它折好，放进一个信封，只说了一句：“总算明白了。”

谢富治这三个字，自此定格在历史档案里的另一个坐标。没有人再提“外交部长”的玩笑，也无人为他当年的意气喝彩。更多的，是对那个年代骤变的人心、脱缰的冲动，以及无法逆转的悲剧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