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冬夜，香港皇后戏院外人声鼎沸，霓虹映在招牌上——“梅派弟子李炳淑”，这位年仅十九岁的旦角首次踏出国门便挑起大梁。舞台灯一亮，台下有人小声感慨：“要不是去年的那场‘拉锯战’，这朵花怕是早在安徽绽放了。”话音把记忆拉回到1960年盛夏。
那年七月，上海戏校排练厅闷热无风。李炳淑唱完《女起解》，嗓音刚落，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抬手示意：“人才，上海留！”他心里打着“梅兰芳接班人”的如意算盘。可就在同一时刻，600公里外的合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已拍板：“小李学成即归队，剧团缺骨干。”
一南一北，两地电报来回穿梭，语气越来越硬。陈其五把难题推上层面，市长柯庆施亲自出马；曾希圣也毫不松口，理由很直接：安徽文艺底子薄，需要领军人物。彼时的曾希圣五十五岁，脾气还是当年中央军委二局那个“冲锋陷阵”的老样子，华东局内外送他外号“曾霸王”，真不是空穴来风。
关于曾希圣的“硬”，红军年代早有传说。1935年四渡赤水，他凭无线电破译让毛主席“打着灯笼走夜路”，红军避实击虚，如入无人之境。那支仅数十人的二局，用土电话线搭起的收报机，把蒋介石的密电解得七零八落。毛主席事后打趣：“有了二局，夜路不黑。”这句赞誉，让曾希圣坚信：关键时刻就得寸步不让。
建国后，他被派往皖北，条件之艰难出乎所有人意料。1950年特大洪水淹掉四千万亩良田，曾希圣踩着淤泥写下七千字给毛主席的报告。主席看完抹泪，批示“必须治淮”。治淮委员会一声令下，堤防、分洪道、蓄水湖接连上马。三年后皖北出现“春汛无恙、秋粮稳收”，灾区“乞丐之乡”的帽子慢慢摘下。
治水之外，他又推出“避灾保收”三条改革：推广杂交小麦、整田改土、疏沟排碱。1955年全省粮食产量翻番，中央点名肯定：“安徽能卖粮了。”从那时起，曾希圣更确信，“留人就是留生产力”。他到处搜罗能人：水利专家请来住堤坝旁；农学教授请到试验田；戏曲名伶更是半点不放。
也因此，李炳淑的去留，他认定“必须回皖”。可上海那边同样铁了心。僵持几月毫无结果，双方都把底牌亮在了桌面：上报中央。年底，毛主席到沪视察，柯庆施抓紧时机，邀他看了李炳淑的折子戏。青年花旦一曲唱罢，台下掌声不断，主席抚须说道：“难得，真有灵气。”
第二天夜里，锦江饭店的会客室灯火通明。毛主席坐在长沙发，柯庆施、曾希圣分立左右，李炳淑和老师俞振飞局促地站在门口。主席先缓声道：“两位同志都说重视人才，可你们这是要把我难为啊。”紧接着又笑：“人才归党，上海也是我们的，安徽也是我们的。”
柯庆施见缝插针：“上海舞台大，能让她飞。”曾希圣皱眉不语，心里盘算安徽戏班的窘况。气氛有些僵，俞振飞悄悄拉了拉李炳淑袖子。少女珠泪闪动，向主席深深一躬，道：“我听党的安排。”曾希圣一向最怕年轻人掉泪，终于松口：“那就留下，省得主席为难。”
争人风波就此落幕。上海得到一位梅派新秀，安徽则由此下定决心自育人才。曾希圣掉头回到合肥，立刻批示成立黄梅戏训练班，并从乡间挑选小演员。几年后，《女驸马》《天仙配》（1954已拍片）等一批黄梅戏名角唱遍全国，安徽戏曲以另一种姿态打开局面。
回望曾希圣在安徽十三年，留给后人的不只是治淮工程和良田万顷。更重要的是那句口诀：“水要疏，人要留。”水利靠疏导，人才靠聚拢，两者相通。他也承认“当年固执了点”，却从未后悔跟上海的那一场唇枪舌剑。安徽若无这股“不肯放”的韧劲，很难从“丢粮省”转为“商品粮基地”。
1964年，淮北平原首次向国家调出大批商品粮。国务院统计表写明：皖北人均口粮自1950年的不足二百斤增至三百八十斤。数字背后，有治淮堤坝，也有舞台锣鼓。治水缓了灾，戏曲振了气，曾希圣常说：“先让老百姓吃饱，再让他们有戏可看。”话出粗声，落到细处，却透着一颗拧巴却赤诚的心。
1967年，曾希圣离开安徽主持华东水利办。合肥火车站月台上，老工人塞给他一包家乡花生，憨声喊：“曾书记，坝没垮，人心立住啦！”列车开动前，他把半袋花生留给送行干部，只带走几颗。有人问原因，他摆手笑道：“土里生的东西，带点在身上，心里踏实。”
舞台上的李炳淑继续在上海发光，她始终记得毛主席那句“做人难喽”。而当年不肯松口的“曾霸王”，则把更多心血浇在淮河堤坝和黄梅小曲上。戏迷与农民，一个在华灯下鼓掌，一个在阡陌间翻土，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都与他那句“水要疏，人要留”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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