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风，吹在脸上，还带着点煤烟味儿。
我叫李卫东，二十三岁，在一家半死不活的纺织厂里当技术员。
说是技术员，其实就是个管机器的，每天两点一线，厂里，家里，觉得人生能一眼望到头。
那天下了夜班，已经是晚上十点多，我骑着我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晃晃悠悠地往家走。
路过工人俱乐部，门口乱糟糟的，好像是刚散了舞会。
一群穿着喇叭裤、花衬衫的男女青年，在门口推推搡搡，大声笑着。
那个年代，这就是最时髦的夜生活。
我没什么兴趣，低着头，只想赶紧回家吃我妈给我留的那碗剩饭。
就在这时，我脚下好像踢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软软的，方方正正。
我停下车，借着昏黄的路灯一看，是个钱包。
黑色的，皮质，看起来就挺贵。
我心里“咯噔”一下。
九十年代初，捡个钱包，那可是大事。
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四周，刚才那群热闹的青年已经走远了，只剩下三三两两的人影，没人注意到我。
一种莫名的紧张感攥住了我的心脏。
我把钱包飞快地塞进我那洗得发白的帆布挎包里，扶起车子，脚下蹬得飞快，像后面有鬼在追。
一口气骑回家，车都没停稳，我就冲上了楼。
我妈已经睡了，我蹑手蹑脚地进了自己的小屋，反锁上门。
后背已经湿透了，不知道是累的，还是吓的。
我把那个黑色的皮夹子掏出来，放在桌上，心脏还在砰砰狂跳。
这钱包，做工真讲究，边角缝线都那么细密，中间一个不认识的洋文烫金logo，在灯下闪着微光。
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它。
一股淡淡的香味飘了出来，不是那种廉价的雪花膏味儿，很特别，很好闻。
里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沓“大团结”。
我一张一张地数，手都在抖。
一张，两张，三张……足足二十张！
二百块钱！
我一个月工资，算上所有奖金，才一百五十块。
这二百块，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笔巨款。
我吞了口唾沫，感觉喉咙干得要冒烟。
除了钱，还有几张票据，一张是新华书店的，一张是百货大楼的。
还有一张名片。
我拿起来看，上面印着：XX摄影工作室，艺术总监，刘峰。
底下是一串电话号码。
我心里犯嘀咕，什么艺术总监？听着就玄乎。
我继续翻找，想找到失主的身份信息。
在一个夹层里，我摸到了一张卡片。
是工作证。
塑料的封皮，里面一张蓝底的一寸照片，下面是手写的钢笔字。
姓名：陈曼。
单位：红星纺织厂。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被谁打了一闷棍。
陈曼？
红星纺织厂？
这不就是我们厂新来的那个女主任吗？
那个从市里纺织总公司“下放”来抓生产的女强人？
我感觉手里的钱包，瞬间变成了一块烧红的烙铁。
怎么会是她？
那个每天在车间里板着脸，走路带风，眼神像刀子一样，能把人从里到外刮一遍的陈主任？
她来我们厂不到三个月，全厂上下，从车间主任到普通工人，没有不怕她的。
听说她背景很深，一来就大刀阔斧地改革，谁的面子都不给。
我这种小技术员，平时见了她，都恨不得把脑袋缩到领子里。
现在，我手里捏着她的钱包。
我脑子乱成一团浆糊。
还给她？
怎么还？
“陈主任，我捡了您钱包？”
她那种人，会不会以为我是偷的，或者想敲诈她？
我越想越害怕，把钱包“啪”地一下合上，扔在床上，好像那是个定时炸弹。
不行，不能这么还。
我得想个万全之策。
要不，明天偷偷放她办公桌上？
可她办公室的门，常年都锁着。
要不，交给厂保卫科？
那更不行了。保卫科那帮人，嘴碎得跟棉裤腰似的，不出半天，全厂都知道我李卫东捡了陈主任的钱包，里面还有二百块钱。
到时候钱对不对得上，都是个麻烦事。
我烦躁地在屋里踱步，目光又落回那个钱包上。
鬼使神差地，我又拿了起来。
刚才太紧张，好像没翻完。
我把所有夹层都捏了一遍。
在一个最隐秘的，几乎和皮子融为一体的暗层里，我摸到了一张薄薄的，很光滑的东西。
我用指甲，小心翼翼地把它抠了出来。
是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照片。
相纸很高级，泛着光泽。
我慢慢展开。
借着台灯昏暗的光，我只看了一眼，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中一样，僵在了原地。
照片上，是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
她侧躺在一张白色的绒毯上，身体的曲线，在柔和的光线下，像一座起伏的雪山。
她的脸微微侧着，眼睛闭着，嘴角却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那不是一张低俗的，色情的照片。
它拍得很美，很艺术。
甚至，带着一种神圣感。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照片上的那张脸……
虽然比平时在车间里看到的要柔和，要年轻，要……妩媚。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她。
就是陈曼。
我的主任。
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了。
手里的照片，比那二百块钱，比那整个钱包，加起来还要烫手一万倍。
我的天。
我到底捡了个什么东西？
一个女人的钱包里，装着自己的裸照。
而且这个女人，还是我的顶头上司。
一个在所有人面前，都表现得像个铁娘子一样的女人。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各种乱七八糟的念头，像一锅沸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这照片是谁拍的？
名片上那个叫刘峰的艺术总监？
他们是什么关系？
情人？
她为什么要拍这种照片？
她知不知道这张照片在她钱包里？
要是丢了，被别有用心的人捡到……
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手忙脚乱地把照片按原样折好，塞回那个隐秘的夹层。
然后把钱包，工作证，钱，票据，所有东西都原样放好。
我把钱包塞到枕头底下，和衣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巨大的黑眼圈去了厂里。
整个人都魂不守舍。
挎包里，那个钱包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坠着我的神经。
一进车间，就感觉气氛不对。
几个老师傅聚在一起，抽着烟，低声议论着什么。
看到我，他们立刻闭了嘴。
我师父王大年，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好人，朝我招了招手。
“卫东，过来。”
我走过去，心虚地问：“师父，怎么了？”
王师父压低声音：“出事了，陈主任昨天晚上，钱包被偷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差点叫出声。
“偷……偷了？”
“可不是嘛，”王师父一脸神秘，“听说是在工人俱乐部，刚从舞会出来，一转眼就没了。里面有二百多块钱呢，还有重要的证件。”
另一个师傅插嘴：“我听说是三百！还有美金呢！”
“别瞎说，”王师父瞪了他一眼，“反正就是丢了。今天一早，陈主任脸黑得跟锅底似的，把保卫科长骂了个狗血喷头。”
我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手心直冒冷汗。
我不是偷的。
我是捡的。
可现在这情况，我说我捡的，谁信？
整个上午，我都心不在焉，好几次差点把零件装错。
陈曼没有来车间。
这很不寻常。
平时，她一天至少要下来巡视三趟。
她越是不出现，我心里就越是发毛。
感觉她就像一只潜伏在暗处的猛兽，随时可能跳出来，把我撕成碎片。
午休的时候，我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啃馒头。
脑子里还在天人交战。
到底该怎么办？
直接还给她？
告诉她，主任，我捡的，不是偷的，里面的东西一样没少。
那张照片呢？
我该怎么解释我看到了那张照片？
如果我不提照片，她会不会以为我没看到？
可万一她检查了呢？那个夹层那么隐秘，她肯定知道。
她发现照片还在，就会知道，我看过了。
一个下属，看到了女上司的裸照。
我用脚指头想，都知道后果会是什么。
她为了保住自己的秘密和名声，有一万种方法，能让我在这个厂里待不下去。
甚至，在这个城市都待不下去。
我越想越绝望。
要不，就把钱包扔了？
找个没人的地方，一把火烧了？
一了百了。
可那里面有二百块钱！
还有她的工作证，没了也很麻烦。
更重要的是，那张照片……
虽然只看了一眼，但那画面，已经像烙印一样，刻在了我脑子里。
烧了它，总感觉……像是在犯罪。
一个下午，我都在这种煎熬中度过。
快下班的时候，陈曼终于出现在了车间。
她还是穿着那身半旧的蓝色工作服，但洗得干干净净，熨烫得一丝不苟。
她的脸色确实很差，嘴唇紧紧地抿着，眼眶下面有淡淡的青色。
她的目光，比平时更加凌厉，像探照灯一样，在车间里扫来扫去。
每个人都噤若寒蝉，埋头干活。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低着头，假装在调试一台机器，眼角的余光却死死地锁定着她。
她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
高跟鞋敲击水泥地面的声音，“哒、哒、哒”，每一下，都像踩在我的心脏上。
她离我越来越近。
十米。
五米。
三米。
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她在我身边停下了。
我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手里的扳手，被我攥得死死的。
“李卫东。”
她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但依旧清冷。
我慢慢地，慢慢地抬起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陈……陈主任。”
“这台机器，怎么回事？噪音这么大。”她指着我面前的机器，皱起了眉头。
“哦，有……有点小问题，轴承可能要换了，我正在调。”我结结巴巴地回答。
“小问题？”她的声调提高了一点，“我听这个声音，至少有两天了吧？为什么不早点上报？”
“我……我以为自己能修好。”
“你以为？”她冷笑一声，“技术科是干什么吃的？生产条例都忘了？任何故障，超过八小时必须上报，你当技术员第一天？”
我被她训得满脸通红，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周围的工友们，都远远地看着，没人敢上来解围。
“下班前，把检修报告交到我办公室。”
她说完，不再看我，转身，继续往车间深处走去。
我看着她的背影，松了一口气，又提起一口气。
她好像……并不知道是我。
她的注意力，还在工作上。
可她让我去她办公室。
那是我第一次，要和她单独待在一个空间里。
我看着挎包，那个罪恶的源头，就躺在里面。
我该带着它去吗？
这一下午，剩下的时间，我过得像一年那么长。
我胡乱写了一份检修报告，每个字都像蚯蚓一样扭曲。
下班铃响了。
工友们像潮水一样涌出车间。
我师父王大年拍了拍我的肩膀：“卫东，别往心里去，陈主任就那脾气，对事不对人。”
我勉强笑了笑。
师父，你不懂。
她要是只跟我谈工作，那就谢天谢地了。
我磨磨蹭蹭地收拾好东西，挎上包。
钱包，还在里面。
我决定带着它。
这像一场赌博，赌注是我的前途，甚至是我的人生。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也许是潜意识里，我不想再被这个秘密折磨下去了。
长痛不如短痛。
我深吸一口气，走向了办公楼。
陈曼的办公室在二楼最里面。
门虚掩着，里面透出光。
我站在门口，抬起手，却迟迟不敢敲下去。
手心里全是汗。
“进来。”
里面传来她的声音，她好像知道我来了。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她的办公室不大，但很整洁。
一张办公桌，一个文件柜，两把椅子。
她坐在桌子后面，正在看一份文件，头上罩着一盏绿色的台灯，光线把她的脸分割成明暗两部分。
“报告放桌上吧。”她头也没抬。
我走过去，把那张写得乱七八糟的报告，轻轻放在桌角。
我没有走。
我就那么站着。
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安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我的呼吸，又粗又重。
她的呼吸，很轻，很稳。
过了大概一分钟，她终于放下了手里的文件，抬起头看我。
她的目光，很平静，甚至有些疲惫。
“还有事？”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平时让我不敢直视的眼睛。
在台灯的光晕下，我发现她的眼睫毛很长，瞳孔的颜色，是很深的褐色。
我鼓起我这辈子最大的勇气，从挎包里，掏出了那个黑色的钱包。
我把它放在了办公桌上，推到她面前。
“陈主任，”我的声音在抖，但我努力让它听起来很镇定，“这个……是您的吗？”
在她看到钱包的一瞬间，她脸上的那种疲惫和冷静，瞬间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震惊，混合着恐惧和一丝……羞愤的表情。
她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
她没有立刻去拿那个钱包。
她的目光，像两把锋利的解剖刀，死死地钉在我的脸上。
她想从我的表情里，看出些什么。
我任由她看着，没有躲闪。
我的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
该来的，总会来。
“你在哪儿找到的？”她的声音，比刚才还要沙哑，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工人俱乐部，门口。”我一五一十地回答，“昨天晚上，我下夜班路过。”
“里面的东西……”
“我看了。”我没等她问完，就直接说了出来，“钱，票据，还有……您的工作证。”
我说得很慢，故意停顿了一下。
她的身体，微不可察地晃了一下。
她放在桌子上的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指节都发白了。
“还有呢？”她几乎是咬着牙问。
我知道，最关键的时刻来了。
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还有……一张照片。”
我说完这四个字，她脸上的血色，瞬间就褪得干干净净。
她猛地站了起来，动作太急，椅子腿和地面摩擦，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你！”
她指着我，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是一种被剥光了所有伪装，所有盔甲，赤裸裸地暴露在敌人面前的，极致的恐惧和愤怒。
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
在我的印象里，她永远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无坚不摧的陈主任。
但此刻，她只是一个被秘密扼住了喉咙的，脆弱的女人。
我的心里，竟然没有一丝“大仇得报”的快感。
反而，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怜悯。
“主任，”我低下头，不敢再看她的眼睛，“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照片……你……”她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我看到了。”我坦白了，“就看了一眼。”
“你都看到了什么……”她的声音，像是在梦呓。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我说：“很……很干净的一张照片。”
我说完，她突然就没了声音。
办公室里，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
我偷偷抬眼看她。
她又坐了回去，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瘫在椅子上。
她用手捂住了脸，肩膀，在微微地颤抖。
她在哭。
无声地哭泣。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该安慰她？还是该赶紧滚蛋？
过了很久，她终于放下了手。
她的眼睛红红的，但脸上，已经恢复了那种冰冷的平静。
她看着我，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你想要什么？”她问。
我愣住了。
“什么……想要什么？”
“钱？”她指了指钱包，“里面的钱，你都拿走。不够的话，我再给你。”
我摇了摇头。
“那……是想让我给你升职？”她嘴角勾起一丝嘲讽的笑意，“技术科副科长？还是车间副主任？”
我感觉受到了巨大的侮辱。
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
“陈主任，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急了，“我没想过要用这个来要挟你！”
“那你想干什么？”她逼视着我，“李卫东，别跟我装傻。你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捡到了自己女上司的这种照片，你把东西送回来，什么都不要？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我……”我被她堵得哑口无言。
是啊，我为什么要送回来？
我自己都想不明白。
也许，是这二十多年我妈教我的，做人要正直？
也许，是我骨子里的懦弱，让我不敢占有这笔不义之Cai？
也许……
也许，是我看到她在那张照片里，那种脆弱而美好的样子，让我不忍心，让它落到别人手里。
“我没想过要怎么样。”我看着地面，闷声说，“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还给您。它很重要。”
我说的是“这个东西”，而不是“钱包”。
我相信，她能听懂。
她沉默了。
她又重新开始审视我。
这一次，她的目光里，没有了刚才的敌意和戒备，多了一些探究和……困惑。
“你……没有告诉任何人？”
“没有。”我立刻回答，“除了您，和我，没人知道。”
“你也没有……复制它？”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1992年，复印照片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没有！”我斩钉截铁地说，“我看到之后，就立刻把它折好，塞回去了。我发誓。”
她盯着我的眼睛，看了足足有半分钟。
好像要确认我说的每一句话的真伪。
最后，她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她把那个钱包，拿了过来，打开。
她没有去数那沓钱。
她直接伸进那个最隐秘的夹层，用两个手指，把那张照片，夹了出来。
她没有看照片。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打火机。
“咔哒”一声，蓝色的火苗，在昏暗的办公室里，跳动了一下。
她把照片的一角，凑到火苗上。
相纸很快被点燃，卷曲，变黑。
火光，映着她的脸，明明灭灭。
我看到，她的眼角，滑下了一滴泪。
很快，那张曾经让我心惊胆战的照片，就变成了一小撮黑色的灰烬。
她松开手，灰烬飘落在烟灰缸里。
做完这一切，她像是完成了一个庄严的仪式。
她把钱包推回到我面前。
“里面的钱，你拿着。”她的声音，恢复了平时的冷静，但多了一丝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
“我不能要。”我把钱包又推了回去。
“这不是交易。”她说，“这是……封口费。”
“我不需要封口费。”我梗着脖子说，“我说过，这件事，天知地地知，你知我知。我李卫东，虽然没什么出息，但这点骨气还是有的。”
她又愣住了。
她大概从来没想过，一个在她眼里，微不足道的小技术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她。
我们两个人，就为这一个钱包，在办公桌上，推来推去。
“拿着！”
“我不要！”
“李卫东，这是命令！”
“命令我也不能要！”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敲响了。
“陈主任，您还在吗？”
是保卫科长的声音。
陈曼的脸色，瞬间一变。
她飞快地把钱包收进抽屉，冲门口说：“什么事？”
“哦，没啥事，我就是看看您这灯还亮着，问问您需不需要我送您回家。”保卫科长在门外谄媚地笑着。
“不用了，我还有点工作。你先走吧。”
“好嘞，那您也早点休息。”
脚步声远去了。
陈曼松了口气。
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你走吧。”她说。
“那这个……”我指了指抽屉。
“东西我收下了。钱，我明天会取出来。你不要，我就把它交到厂工会，算你拾金不昧的奖金。”她说。
这倒是个好办法。
这样一来，我既拿了钱，又撇清了关系。
“好。”我点了点头。
我转身，准备离开。
“李卫东。”
她又叫住了我。
我回过头。
“今天的事，”她顿了顿，“谢谢你。”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对我说“谢谢”。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我没说话，点了点头，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空无一人，晚风从窗户吹进来，很凉。
我感觉自己像是打了一场大仗，浑身都虚脱了。
但心里，那块压了整整一天一夜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从那天起，我跟陈曼之间，似乎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我们在厂里遇到，还是跟以前一样。
她还是那个不苟言笑的陈主任。
我还是那个低头走路的小技术员。
我们点头，或者不点头，擦肩而过。
谁也不知道，我们之间，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一个星期后，厂里的广播，在午休时响了。
“下面播报一则表扬通告：一车间技术员李卫东同志，拾金不昧，将捡到的钱包交还失主，失主为表示感谢，特奖励二百元。厂工会经研究决定，对李卫东同志进行通报表扬，并号召全厂职工，向李卫东同志学习……”
广播响了三遍。
整个车间都炸了锅。
所有人都围过来看我，像看什么稀有动物。
“卫东，可以啊你！”
“二百块啊！你小子发了！”
“快请客！去国营饭店！”
我被他们簇拥着，脸上笑着，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我偷偷看了一眼，不远处，陈曼正站在车间门口，和几个干部在说话。
她没有往我这边看。
她的侧脸，在阳光下，轮廓分明，还是那么冷峻。
只有我知道，那二百块钱，是什么钱。
那不是奖金。
那是我们之间，那个永远不能说的秘密的，封印。
日子，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但有些东西，确确实实地，不一样了。
陈曼对我，不再像以前那么苛刻。
有一次，一台进口的机器出了故障，所有老师傅都束手无策。
我研究了一晚上图纸，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维修方案。
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在胡闹。
是陈曼，力排众议，拍板说：“让他试试。”
结果，我成功了。
从那以后，我在厂里，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了。
年底，技术科评先进，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我知道，这背后，有她的功劳。
她没有给我升职，也没有给我加薪。
但她给了我一个，我最需要的东西。
机会。
一个能让我施展自己才华，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
我们之间，依旧没什么交流。
但偶尔，在会议室，或者在走廊上，我们的目光会不经意地对上。
在那一瞬间，我会从她那双冰冷的眼睛里，看到一丝，只有我能读懂的，复杂的情绪。
有感激，有戒备，有试探，甚至还有一点……我看不懂的东西。
一年后，厂里进行岗位改革。
技术科成立了一个新的攻关小组，专门负责技术革新。
陈曼亲自点将，让我担任了小组的组长。
我成了厂里，最年轻的中层干部。
我搬进了办公楼，有了自己的一张办公桌。
就在陈曼办公室的外面。
我们成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
我们开始有了工作上的，频繁的接触。
我会拿着各种报表和图纸，去敲她的门。
“陈主任，这是我们小组这个月的研发计划。”
“陈主任，关于这个新项目，我有点不同的想法。”
她会很耐心地听我说完，然后提出她的意见。
她很专业，很敏锐，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问题。
我们经常会因为一个技术细节，争论得面红耳赤。
但都是对事不对人。
争论完，她会突然问一句：“晚饭吃了吗？”
我会愣一下，然后说：“还没。”
“一起去食堂吧。”她说。
于是，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我，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会和我们厂里，那个三十多岁，离了婚，让所有男人都望而却e却的女主任，一起坐在食堂的角落里，吃着三毛钱一份的白菜豆腐。
我们聊工作，聊厂里的八卦，聊最新的电视剧。
就是不聊，那个夜晚。
那个秘密，像一道看不见的屏障，横在我们中间。
我们谁都不会去触碰它。
但它又像一根无形的线，把我们两个，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市里出差。
回来的时候，下了大雨，最后一班回厂的公交车，也停运了。
我们被困在了市区的招待所。
只剩下一个房间了。
招待所的大妈，用一种“我懂的”眼神看着我们。
“你们俩，凑合一晚呗？我们这房间是双人床。”
我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
我偷偷看陈曼。
她倒是很镇定。
“行，开吧。”她对大妈说。
然后，她转过头，对我说：“你睡床，我睡沙发。”
她的语气，不容置疑。
那个晚上，我们第一次，在工作之外，独处一室。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哗哗的雨声。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她躺在沙发上，用一件军大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黑暗中，我能听到她均匀的呼吸声。
她好像睡着了。
我的脑子里，又不受控制地，想起了那张照片。
想起她在照片里，那毫无防备的，安详的睡颜。
和此刻，躺在沙发上的她，重合在了一起。
我的心，跳得很快。
“李卫东。”
黑暗中，她突然开口了。
我吓了一跳。
“啊？主任，您没睡着？”
“睡不着。”她说，“雨太大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那个拍照片的人，”她突然说，“是我前夫。”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我没想到，她会主动提起这件事。
“我们是大学同学，”她的声音，在黑暗中，听起来很遥远，“他学摄影，我学美术。那张照片，是我们的毕业创作。”
“我们觉得，那是艺术。是美的。”
“后来，我们结了婚。再后来，他出了轨。跟一个比他小十岁的模特。”
“离婚的时候，他把所有照片都还给了我。他说，他配不上这些美好。”
“我把它们都烧了。只留下了那一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想留住一点，曾经天真过的证据吧。”
“我把它放在钱包里，最隐秘的夹层。我以为，那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没想到……”
她没有再说下去。
但我都懂了。
那不是一个肮脏的，羞耻的秘密。
那是一个女人，一段破碎的青春。
“对不起。”我说。
“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她反问。
“我不该……看到它。”
“也许，这就是天意吧。”她轻轻地叹了셔气，“让你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我。”
“一个……脆弱的，失败的我。”
那一刻，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我想告诉她，她不失败。
一点也不。
在我心里，她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女人，都要坚强，都要了不起。
但我没说出口。
我只是轻声说：“主任，您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李卫东。”
“嗯？”
“以后，没人的时候，别叫我主任。”
“那……叫什么？”
“叫我陈曼。”
第二天，雨停了。
我们坐最早的一班车，回了厂里。
我们谁都没有再提，昨天晚上的对话。
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的那道屏障，已经消失了。
我们成了朋友。
真正的，可以交心的朋友。
我们会一起讨论技术问题，也会一起吐槽食堂的饭菜。
她会告诉我，她女儿在学校又考了第一名。
我也会告诉她，我妈又逼着我去相亲了。
厂里开始有流言蜚"语。
说我李卫东，是靠着裙带关系上的位。
说我跟陈主任，关系不正常。
那些话，很难听。
有一次，我跟一个说得最凶的家伙，在车间里打了一架。
我被打得鼻青脸肿。
陈曼知道了。
她没有批评我。
她只是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红药水和棉签，默默地给我处理伤口。
棉签蘸着药水，擦在我嘴角的伤口上，很疼。
“疼吗？”她问。
我摇了摇头。
“李卫东，”她看着我，很认真地说，“嘴长在别人身上，你管不住。你只要知道，你自己是谁，就够了。”
我看着她近在咫尺的脸，看着她眼睛里的那份关切。
我突然觉得，为了她，就算再打十架，也值了。
1995年，厂里效益越来越差，已经发不出工资了。
很多人都选择了“下海”。
我也动了心思。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陈曼。
我以为她会劝我留下。
但她没有。
她只是问我：“想好了？”
我点了点头。
“想去哪儿？”
“南方。深圳。”
“好。”她说，“我支持你。”
她帮我办了停薪留职。
在我走的前一天晚上，她请我吃饭。
还是在那个我们经常去的小饭馆。
她点了很多菜。
还点了一瓶白酒。
“我不会喝酒。”我说。
“今天，陪我喝一点。”她说。
她给我倒了一杯，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李卫东，”她举起杯，“这杯酒，我敬你。”
“为我们，这几年的相识。”
“也为你，未来的前程似锦。”
我们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
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那天晚上，我们都喝了很多。
我们聊了很多。
聊过去，聊未来。
我们第一次，聊起了那张照片。
“你知道吗，”她喝得脸颊绯红，眼睛亮晶晶的，“那天晚上，你把钱包还给我的时候，我真的想过，要杀了你。”
我笑了。
“我知道。”
“但你没有。”她说，“你没有要钱，也没有要挟我。你只是，把那个秘密，还给了我。”
“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
“李卫东，你是个好人。”
我们从饭馆出来，已经很晚了。
她喝醉了，走路摇摇晃晃。
我扶着她，送她回家。
在她家楼下，她突然停住脚步，转过身，看着我。
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卫东，”她叫的，是我的名字，“抱我一下。”
我愣住了。
我看着她，在酒精和月光下，那张不再冰冷的，带着一丝迷离和脆弱的脸。
我伸出手，轻轻地，把她拥进了怀里。
她的身体，很柔软，带着淡淡的酒香和她身上特有的香味。
她把脸，埋在我的胸口。
我能感觉到，温热的液体，浸湿了我的衬衫。
“到了深圳，要好好的。”她在我怀里，闷声说。
“嗯。”
“要经常给我写信。”
“嗯。”
“要是……要是混不下去了，就回来。厂里，我还给你留着位置。”
“嗯。”
我不知道抱了多久。
直到她在我怀里，慢慢地，睡着了。
我把她，送回了家。
给她盖好被子，就坐在她的床边，看着她。
看着这个，改变了我一生的女人。
我没有等到天亮。
我给她留了一张字条。
“陈曼，谢谢你。等我回来。”
然后，我背起行囊，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我在深圳，待了十年。
我从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做起，做到了外企的部门经理。
我吃了很多苦，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
她会告诉我，厂里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她女儿考上了哪所大学。
我也会告诉她，我又签下了一个多大的订单。
我又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姑娘。
我们的信，都很厚。
我们什么都聊。
就像两个，最亲密的朋友。
2005年，我回来了。
我没有告诉她。
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我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城市，回到了那个熟悉的纺织厂。
厂子已经倒闭了。
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
我打听了很久，才找到了她的新家。
我站在她家门口，就像很多年前，我站在她办公室门口一样。
心情，同样忐忑。
我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漂亮的女孩。
“你找谁？”女孩问。
“我找……陈曼。”
“你是我妈的朋友？”
“……嗯。”
“妈！有人找！”女孩冲屋里喊。
一个身影，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她穿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
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
她的眼角，有了细纹。
她的头发里，也夹杂了银丝。
但她看到我的一瞬间，那双眼睛，还是立刻就亮了。
“卫东？”
她的声音，在抖。
我笑了。
“陈曼，我回来了。”
那天，我留在了她家吃饭。
她做了一大桌子菜。
她女儿，也就是当年那个开门的女孩，叫婷婷，已经大学毕业，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吃饭的时候，婷婷一直好奇地打量我。
“妈，这位叔叔，就是你经常提起的那个，很厉害的李卫东？”
陈曼瞪了她一眼：“就你话多。”
我笑了笑。
饭后，婷婷很懂事地，拉着她爸爸，一个看起来很忠厚老实的男人，出去散步了。
把空间，留给了我们。
我们坐在阳台上，喝着茶。
就像很多年前，我们一起坐在食堂，吃着白菜豆腐。
“你……结婚了？”我问她。
“嗯，”她笑了，很幸福的样子，“前年结的。你师父，王大年，给我们介绍的。一个中学的老师，人很好。”
“那就好。”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你呢？”她问我，“还在一个人？”
我点了点头。
“在深圳，也谈过几个。但总觉得……不对。”
“是你眼光太高了。”她笑着说。
我们又聊了很多。
聊这十年，各自的生活。
临走的时候，她送我到楼下。
“卫前，”她突然说，“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什么？”
“当年，你为什么……要把钱包还给我？”
这个问题，她十年前问过。
现在，她又问了一遍。
我看着她，在月光下，那张平和而幸福的脸。
我想了想，笑了。
“可能，是怕你扣我工资吧。”我开玩笑说。
她也笑了。
“说正经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我觉得，那张照片很美。”
“我不想，让那么美的东西，被毁掉，或者，被别人看到。”
我说的是实话。
是我心里，最真实的想法。
她看着我，眼睛里，泛起了泪光。
“谢谢你，卫东。”她说，“谢谢你，保护了它。”
也保护了，那个时候，脆弱的我。
后面这句话，她没说。
但我听懂了。
从那以后，我留在了这个城市。
我开了自己的公司。
我和陈曼，成了很好的朋友。
或者说，是亲人。
我会去她家蹭饭，她丈夫和婷婷，都很喜欢我。
她也会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给我出主意。
我们谁，都没有再提起过，那个关于钱包和照片的秘密。
但我们都知道。
那个秘密，是我们这段奇妙缘分的，开始。
它像一颗种子，在1992年的那个夏天，被埋下。
然后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根，发芽。
最后，开出了一朵，叫做“懂得”与“珍惜”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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