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哈里斯，一位深耕日军战争罪行研究的学者，曾留下过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如果中国有两个这样的女人，足以将日本沉没。”
它指的并非金戈铁马，也无关经济搏杀，而是一个女人的名字——王选。
她是谁？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公职身份，却凭一己之力，让一个国家政府感到“头疼”，让一段被刻意掩埋的历史，重新暴露在阳光之下。
在成为那个让日本政府无法忽视的名字之前，她的人生本是另一番光景，在东京有着年薪五十万的体面工作，家庭美满。
是什么，让她甘愿放弃这一切，投身于一场看似以卵击石的战斗？
王选的人生起点，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
1952年，她出生在上海，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刑事法庭的庭长。
给她取名“选”，就是为了纪念国家选举法的诞生。
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她继承了父亲那股子追寻事实、认死理的劲儿。
17岁那年，她响应号召，去了浙江义乌一个叫崇山村的地方插队。
那时的义乌，还不是后来那个喧嚣的“小商品世界之都”，只是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
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日子里，一件奇怪的事，一直盘旋在王选的心里。
她发现，村里很多老人的脚，都患有一种奇怪的病，长年溃烂，瞧着就让人心惊。
这病不像会传染，可为什么村里那么多人都有？
这个疑问，她揣了许多年。
后来，她的人生走上了快车道。
她考上杭州大学，毕业后当了英语老师，之后又随丈夫去了日本，在筑波大学读完了研究生。
凭借优异的学历，她在东京找到一份高薪工作，按那个年代的说法，年薪高达50万。
一切看起来，都顺理成章地走向一个殷实美好的未来。
1995年，一份关于“731部队”细菌战的新闻报道，像块石头一样砸进了她平静的生活。
报道里提到的地名，正是她当年插队的义乌崇山村。
一瞬间，所有零散的记忆碎片都拼凑了起来，那些烂着脚的老人，父亲曾讲过的家族往事……原来，那根本不是什么奇怪的病，而是人祸。
她这才知道，1942年的秋天，日军飞机曾在崇山村上空投撒了大量沾染鼠疫菌的毒物。
她的叔叔，就是在十三岁那年，因为去探望一个染病被弃的妇人而感染。
亲戚们出于恐惧，用门板把他抬到村外荒野。
姑姑后来回忆，弟弟在那个严冬的夜里，身体发黑，蜷缩成一团，在凄厉的哀嚎中死去。
紧接着，日军为了抹除证据，一把火烧了整个村子，甚至对村民进行活体解剖。
这场浩劫中，王选家族里，有八位亲人丧生。
那段被刻意掩盖的过往，就这样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王选说，良知不允许她当一个旁观者。
决定一旦做出，便再无回头路。
王选辞掉了在日本的优厚工作，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全身心投入到这场胜算渺茫的对日诉讼中。
她首先联系上了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的成员，学者松井英介与森正孝。
靠着一口流利的日语，她迅速融入了这个由日本正义人士组成的团体。
但她很快发现一个问题，在首次为诉讼召开的记者会上，发言席上坐着的，清一色是日本律师。
王选觉得不对劲，这是中国人的诉讼，理应有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她主动“揽权”，成了原告团无可争议的团长。
从那天起，她的生活就只剩下了奔波。
她拿出自己的积蓄，辗转于中国的浙江、湖南、江西等几个重灾区，挨家挨户地走访受害者。
她听完总是沉默很久，然后在笔记本上工整地写下每一个名字。
几年下来，她收集了180多份中方受害者的证词，整理成册。
这些带着血泪的口述，成了她最坚实的武器。
1998年，王选第一次带着上百名受害者，站在了东京地方法院的门前。
她手中捧着厚厚的证据卷宗，以原告总代表的身份，控诉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细菌战罪行。
面对日本辩护团的冷漠和刁难，王选几度哽咽，却始终没有退缩。
但正义之路，从来都不是坦途。
判决的结果，冰冷如铁——法院拒绝承认日军发动过细菌战。
那一刻，王选的手在颤抖，却没有流泪。
她知道，这一仗，远未结束。
失败没有让她停下脚步。
在之后的几年里，她带着那些大多不识字的农村老人，像个保姆一样，往返于中日之间。
她教他们如何在东京坐地铁，在生活中时时照看，在法庭上为他们发声。
她变卖家产，资助受害者赴日出庭，同时在东京、大阪、北京举办展览，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
她甚至在日本街头发传单，面对那些视而不见的路人，耐心讲述细菌战的真相。
在前后二十九次的交锋中，她一次次被拒绝，但她没有放弃希望。
终于，她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曾亲自参与细菌战的731部队成员筱冢良雄。
那位年迈的日本老人，在法庭上用颤抖的声音，承认了日本军方的暴行。
历史的真相，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终于做出判决。
判决书以不容置疑的措辞，确认了日军曾系统地研发和使用生物化学武器。
虽然法院依旧以国际法为由，驳回了道歉与赔偿的诉求，但这一声迟到了近六十年的“承认”，已是石破天惊的胜利。
虽然官司在法律意义上是败诉，但王选却撬开了那堵封闭的历史之墙。
细菌战的事实，从此被正式写入了部分日本中学教科书，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反思。
同年，中央电视台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奖项颁给了她。
面对镜头，她没有说太多豪言壮语，只说了一句朴实的话，“我看到了，特别是女性生命被如此摧残，感到非常痛苦，所以我坚定地去做！”
这句话，没有宏大的口号，却有着刺穿人心的力量。
诉讼结束后，王选将工作重心转回国内，联合大学生组成志愿者团队，继续深入挖掘和记录日军在华的细菌战罪行。
她说，这是一项终身的事业，她要为正义奔波到底。
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那句“足以将日本沉没”的赞誉，并非好战之言，而是对一种精神力量的敬畏。
这种力量，源自一个普通人对正义的执念，它让沉默的过去重新发声，也迫使一个国家面对自己的阴影。
纵使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仍未就细菌战的罪行正式向中国人民道歉，但王选并没有放弃。
她用自己的大半生证明了一件事，历史不会自动清算，真相需要有人去捍卫。
而她，就是那个不肯向谎言低头的守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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