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战犯史料选编》《战犯改造纪实》《海峡两岸关系史》《参考消息》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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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3月19日,北京的早春还带着料峭寒意,天空飘着零星的雪花。
这天上午,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食堂里聚集了所有在押人员。墙上的喇叭准时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报一条重要新闻。
当播音员用标准的普通话宣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时,整个食堂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紧接着,人群中爆发出难以抑制的激动声。有人捂着脸哭泣,有人紧紧握住身边人的手,有人呆坐在原地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这些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的老人,有的已经在高墙内度过了整整二十六年。
同一时刻,济南、西安、北京的战犯管理所也在同步进行着同样的场景。最高人民法院在各地宣布特赦名单,293名在押战犯全部获得释放,这标志着新中国第七次特赦,也是最后一次战犯特赦。
这293人的构成复杂而特殊:国民党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
他们当中有黄埔军校毕业的将领,有曾经统领数万大军的军长,有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核心人员,还有末代皇朝的遗臣。
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站在主席台上,神情庄重地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消息。
他说,从这一刻起,抚顺战犯管理所这个名称将成为历史,这里改为贵宾招待所。更重要的是,在场的所有人不再是战犯,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这个转变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许多人一时无法适应。他们习惯了每天的劳动改造,习惯了定时的学习讨论,习惯了写检查和思想汇报。如今突然被告知可以自由离开,反而让他们感到茫然。
可这确实是真的。在此之前,从1959年到1966年,新中国已经进行了六次特赦,释放了包括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在内的563名战犯。
这些人获释后,有的成为文史专员,有的被安排到政府机关工作,有的回到家乡安度晚年。
而现在,轮到了最后这293人。这批人的特赦意义非同寻常,因为这意味着新中国对所有在押战犯的处理工作全部完成,一个不留。
【一】特赦决策背后的考量
1975年初的中国,刚刚走过最艰难的岁月。
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在国际上的空间日益收窄,处境愈发孤立。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74年12月,在长沙,伟人下达了一个重要指示。
他说,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经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这个指示传达到北京后,立即在相关部门引起了震动。
当时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但他依然密切关注着这件事。12月12日,他在简报上批示,要求公安部开列全部在押战犯名单,以便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之后实行特赦。
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关系到这些战犯的个人命运,更关系到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
公安部接到指示后,立即成立了"清理办公室",由公安部、中央统战部和调查部联合组成,专门负责清理释放在押的国民党战犯。
办公地点设在公安部大楼五层,最初的坐班人员是公安部工作人员胡治安。
胡治安后来回忆说,这个临时机构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意义重大,做了不少事情,产生了较大影响,犹如严冬里的一缕春光,对于冰封已久的两岸关系,成为了破除坚冰的第一声叩击。
华国锋主持召开多部门联席会议,一共开了二十多次,逐个审议在押战犯的情况。工作组查阅了大量档案,了解每个人的改造表现,评估他们的现实状况,统计他们的健康状况和家庭情况。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向,也为特赦战犯创造了时机。
2月25日,公安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详细列出了在押战犯名单,共计293人。其中国民党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
报告中还提出了一个让人关注的建议,认为其中13人改造表现不佳,不符合特赦标准,建议继续关押。
这13人包括周养浩、段克文、徐天任、李清、邱沈钧、张百龄、郭吉谦、黎宗铭、樊迅、翁羽、刘衍智、周养浩、谢代生、杜超群、沈勤康。
周养浩是这13人中最特殊的一个。他原是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副局长,曾经策划并参与了杀害杨虎城将军的罪恶行动。
1949年国民党败退时,他在昆明等待飞往台湾,因被俘投诚的沈醉供出,被云南部队逮捕。在关押期间,周养浩几乎要用板凳打死沈醉,他举止斯文但心狠手辣,有"书生杀手"的绰号。
段克文同样是军统系统的核心人员,曾任军统局少将专员,手上沾满鲜血。
这13个人的改造表现确实不理想,有的拒不认罪,有的消极对抗,有的始终保持敌对态度。按照过去六次特赦的标准,他们确实不符合释放条件。
2月27日,这份报告送到了杭州。伟人仔细看了好几遍,最后提笔写下了长篇批示。
批示的大意是,这些人已经关了二十多年,现在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了,让他们统统放出去,不要再关了。对于公安部建议继续关押13人的意见,伟人认为"气魄太小了"。
这个批示让所有参与审查工作的人员都感到震惊。按照正常程序,这13人本该继续关押,可伟人的决定是全部释放,一个不留。这体现了极大的气魄和自信。
3月17日下午,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华国锋在会上详细说明了特赦战犯的情况。他说,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会议还明确了对特赦人员的安置政策。按照伟人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予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
有病的,享受公费医疗,和干部一样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由政府赡养。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随时欢迎。
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100元零用钱。特赦后,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送会,由相关负责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3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正式公布。
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济南、西安、北京各战犯管理所召开特赦大会,宣布特赦名单,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
【二】每人100元零用钱的深意
特赦决定中有一条看似不起眼的规定,却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那就是给每人发放100元零用钱。
100元,在1975年是个什么概念?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约三四十元,一级工人的工资是42.5元,八级工人的工资也不过108元。
一斤猪肉的价格是0.82元,一斤大米0.14元,一斤鸡蛋0.8元。按照这个标准,100元足够一个普通家庭生活两三个月。
这笔钱不是随意定的数字。它代表的是一种态度,一种让这些获释人员能够体面地重新开始生活的诚意。
对于即将走出高墙的人来说,这100元可以帮助他们渡过最初的适应期,不至于因为经济困难而陷入窘境。
3月22日,从各地战犯管理所获释的人员陆续抵达北京。他们被安排住在前门饭店,这里曾经接待过许多重要客人,如今又迎来了这批特殊的客人。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全程负责接待工作。童小鹏是个资历很深的老革命,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
他对这项工作极其重视,从住宿安排到饮食起居,从参观路线到谈话内容,每个细节都亲自过问。
在前门饭店,工作人员为每个人准备了一套新衣服,一双新鞋,一床被褥。房间干净整洁,热水供应充足,伙食标准也很高。
这些刚刚获得自由的人,有的已经二十多年没有住过这么好的地方,有的感动得落泪。
3月23日晚上,北京饭店张灯结彩。叶剑英代表中央在这里设宴招待最后一批特赦的293人。宴会厅里摆满了圆桌,每桌都有鱼有肉,菜品丰盛。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接待规格。
叶剑英在宴会上讲话,希望这些获释人员能够展望未来,多为人民做好事。他的话语平和而真诚,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这些曾经的对手。
黄维作为特赦人员代表上台发言。这个曾经在淮海战役中统领12兵团的中将,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押期间,始终拒不认罪,一心想要发明永动机,是出了名的"顽固分子"。
可此刻,他站在台上宣读感谢信,声音颤抖,几度哽咽。
宴会进行到一半时,黄维突然放下讲稿,即兴说道:"我知道大家对我发明永动机有很多意见,可我就是想通过这个,把内战的损失夺回来,有什么不好?"
这番话引起了会场的掌声。在那个特殊的夜晚,过去的恩怨似乎都可以暂时放下。
宴会结束后的几天里,这293人参观了北京的一些地方。他们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了长安街两旁的建筑,看到了普通市民的生活。二十多年的隔绝,让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既陌生又好奇。
随后,工作人员开始询问每个人的去向意愿。大部分人选择留在大陆,希望政府能够安排工作或提供生活保障。
他们当中有的人家在大陆,有的人年纪太大经不起折腾,有的人觉得在这里已经习惯了新的生活。
可就在填写意愿表的时候,有10个人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他们在"去向"一栏写下了同样的两个字:台湾。
这10个人分别是:王秉钺,原国民党第51军中将军长,61岁。陈士章,原国民党第25军中将军长,64岁。周养浩,原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局长,65岁。
蔡省三,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少将总队长,58岁。王云沛,原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60岁。段克文,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63岁。
张海商,原国民党青年军204师上校团长,59岁。杨南邨,原国民党第150师上校团长,57岁。赵一雪,原国民党第281师上校团长,56岁。张铁石,原国民党第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61岁。
他们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都很简单,也很充分。他们的家人都在台湾,有的是父母妻儿,有的是兄弟姐妹。二十多年的分离,让他们日夜思念。如今获得自由,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看看亲人。
负责安置工作的同志接到这10份申请后,心里有些为难。当时两岸关系正处于对峙状态,虽然大陆一直在推动和平统一,可台湾方面的态度强硬,双方没有任何官方接触。
让这些刚刚特赦的战犯去台湾,会不会引发新的问题?台湾方面会不会接收他们?
这个问题层层上报,最终得到了明确的批复:同意。
中央的意思很清楚,既然已经特赦了这些人,就应该给他们真正的自由。想去台湾,就让他们去。这不仅是对他们个人意愿的尊重,也是向台湾方面释放的一个善意信号。
4月2日,北京的活动全部结束。大部分特赦人员被分散安置到各省市,有的回到原籍,有的被安排到文史部门工作,有的进入政协系统。中央兑现了承诺,对他们的安置都很妥善。
前门饭店只留下了这10个要去台湾的人。
童小鹏专门为他们举行了饯行宴。宴会上,他郑重地告诉这10人,国家尊重他们的选择,会为他们提供一切便利。路上的所有费用由国家承担,到了台湾以后,如果想回来,随时欢迎。
工作人员为每人准备了详细的物品清单:通行证,可以在香港和台湾之间自由往来,有效期半年。
2000元港币作为路费和生活费,按照当时的汇率,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还有换洗衣物,日用品,以及一些必要的证明文件。
临行前,工作人员反复嘱咐他们,到了那边记得报平安,有什么困难随时联系。如果在台湾待不习惯,想回来的话,大陆的大门永远敞开。
4月上旬,这10个人从北京出发,先到广州,再到深圳。一路上,地方政府都给予了热情接待。他们在广州休整了两天,参观了一些地方,品尝了粤式早茶。
4月中旬,他们从深圳罗湖口岸出发,准备经香港转往台湾。
站在罗湖桥头,看着对面的香港,这10个人心情复杂。桥那边是自由世界,再往前就是台湾。二十多年的等待,终于要结束了。他们即将见到朝思暮想的亲人,这种期待让他们激动不已。
可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意想不到的变故。
4月14日,这10人抵达香港,住进了中国旅行社安排的兰宫饭店和帝国酒店。
香港此时还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繁华喧嚣,车水马龙。这10个从战犯管理所出来的人,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新鲜而陌生。
高楼大厦,霓虹灯光,满街的汽车和行色匆匆的路人,这些都是他们二十多年来不曾见过的景象。
可他们无心欣赏这些。到达香港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联系台湾的亲属,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到了,很快就能团聚。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许多人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电话那头传来熟悉又陌生的声音,有的是妻子,有的是儿女,有的是兄弟姐妹。二十多年了,有的老母亲已经九十多岁,有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
可就在他们沉浸在即将团聚的喜悦中时,一个消息传来,瞬间浇灭了所有人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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