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B超室传来双心律动。
第二次怀孕的产检，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39岁了要同时迎接两个新生命。医生一边解释双胞胎的风险，一边展示心电波曲线，她点头，却没听见后面的嘱咐，脑子里满是舞台灯光和开场八小节。歌手活在节拍里，连做母亲都像在数拍子：四，深呼吸，继续唱。
她的童年几乎没有节拍。嘉义县的田埂就是全部的舞台。爷爷弯腰插秧，她提着破铝壶送水；太阳落山前，奶奶用柴火煮红薯，她蹲在门口拣柴。两位老人不苟言笑，叮嘱胜过拥抱。于是她学会把所有的情绪塞进嗓子眼，夜深人静时，跑到破浴室对着水声练高音，那是她唯一的回声板。
15岁那年，她偷偷报了民歌餐厅的驻唱选拔。
老两口死活不同意，担心外面“乌烟瘴气”。她索性拉着两位长辈现场考察，点了一份猪油拌饭堵住唠叨，自己背上吉他登台。三支歌唱完，台下鼓掌声此起彼伏，爷爷却只问一句：“就这样挣钱？”她点头，老人沉默良久，只说“路滑，小心”。
1996年，首张专辑问世，她成了城市电台的常客。《相见恨晚》的前奏响起，无数深夜驾车的人把收音机声音拧到最大。她第一次拿到版权分成，回老家给祖屋换了铁皮屋顶，又领着全家去口腔诊所，替爷爷装上十几颗牙冠。
爷爷那时七十多岁，第一次咬碎花生米，笑得像个孩子。
日本旅行却始终是欠账。老人年轻时因为一百块学费错过留学，晩年肝功能衰竭，再也挪不动。她把精挑细选的机票放在病床前，爷爷只是摆手，说下辈子再去。几个月后，机票作废，她把它夹进歌本，一唱《太难唱了》就会看到。
感情线比旋律更复杂。大学时的高个男友，用半小时迟到和一束菊花自毁前程。分手当天，她把菊花塞进垃圾桶，转身上台，却在升Key处破音，这成了她唯一公开的走音记录。
随后遇见陈国华。两人像胶片机和底片，黏合十二年，写出《大龄女子》《敲敲门》这些后来被翻唱到烂的歌。创作期他习惯反锁房门，她敲门，他不应；她转身走，他立刻弹出一串和弦。聚少离多，他们用作品维持体温，用沉默结束关系。那年她33岁，宣布不婚不育，以为可以把自己永远锁进音符。
王丕仁出现时，她在台北小酒吧试唱新歌。男人微胖，发际线危险，却背出她所有demo的调式。他不帅，但执拗：你不结婚，我也能陪；你要舞台，我给灯。第二次求婚被拒后，他跑去健身，体脂降了六个点，还囤了一抽屉生发液。第三次，她终于点头。
婚礼现场没有誓词，只有她清唱的《旧梦》作背景音。
生长中的胎儿改变了她的声带。医生说荷尔蒙让黏膜水肿，高音要保守。她索性暂停商演，抱着吉他在家录Demo，丈夫在客厅布置简易吸音棉，小小公寓被改成临时录音棚。
第一胎是个男孩。剪脐带时她只来得及看一眼血迹，就被推进缝合室。出来后丈夫跪在病房门口哭，她笑他戏多，其实自己手也抖。
39岁那年怀双胞胎，妊娠高血压、产后大出血，输了2400毫升血，心跳一度掉到40。ICU里她靠强心剂撑了三天，护士怕她失语，在床边放了蓝牙音箱，她用最微弱的气息跟唱《You raise me up》，连外国护工都听呆。
出院后一年，她无法站立超过五分钟，却硬是拉弹簧绳练到满头汗。
孩子让她重新定义舞台。晚饭后，儿子打节奏，两位女儿抢着唱副歌，她懒得纠正节拍，只说合声要准。她发现童声里的自然泛音，比百万级设备更打动人。
《我是歌手》复出是2016年。那场节目对混音要求极高，她提前两周把监听耳机调成产后略厚的声区，用“一半空气一半真声”的技巧补偿高音。最终夺冠，音频工程师私下给她点赞，说她用的是最省力却最耐听的共振位置。
外界以为这就是圆满，可婚姻在12年后静悄悄结束。离婚协议连同财产分配在一周内搞定，媒体直到半年后才捕捉到她牵着年轻男友走出地下车库的照片。她大方承认：是的，离了，也恋爱了。
新男友小她八岁，体脂只有12%，走路爱搂她的腰。
奇怪的是，她仍与前夫和孩子周末会餐。餐桌上，没有争吵，只有谁先抢最后一块炸鸡。她说，这不冲突，爱情结束，亲情继续。
去年她53岁，和小男友去潜水。浮上海面时他给她唱《Ocean Deep》，咬字不准，她笑着纠正。他说没关系，你唱的时候我闭气听就好。
她把一切写进新歌。《隔代时差》唱给爷爷，《高跟鞋与跑鞋》唱给三孩子，《及时行乐》写给现在的自己。发行方式也变了，数字母带直接上链，粉丝可以按份额分享分润。她解释原理：区块链能确保版权透明，创作者的饭碗不能再被掏空。
未来会怎样，她也不知道。唯一确定的是，台下有人听，她就会继续唱，再难的高音，也要试着往上踩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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