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场“我加入新东方，他加入恒晖”的双向奔赴，说到底，是两个中年男人，在经历过命运的起伏、人性的考验、舆论的裹挟之后，仍然愿意选择一条更难走的路。
如果只看新东方发布的人事公告，你可能会以为，这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挖高管”动作：陈行甲，1971年生，本科湖北大学，硕士清华大学，曾任镇长、市长、巴东县委书记，2015年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后来辞职做公益。
他出身湖北兴山县的小山村，家里普通到不能再普通。靠着一路苦读，他先是考上湖北大学，再踮着脚尖挤进清华公管硕士班，还曾被公派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访学。
可真正让他“出圈”的，却不是头上的学历光环，而是那五年巴东县委书记的经历。
2011年，他被空降到湖北恩施州巴东县。这里是典型的深度贫困县：山高路远，穷得刻进骨头里，贫困和腐败搅在一起，让老百姓看不到希望。
刚上任那阵，陈行甲一年接待了三十批集体上访，最多一次两百多人把他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他没有把矛盾往上推，也没有用官腔糊弄过去，而是干了一件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公开自己的联系方式，让群众直接给他举报，纪委大门彻底敞开。
从那一刻开始，巴东官场的“风向”变了。
五年时间，他一共把87名贪腐官员和不法商人送进了监狱，里头有县领导，有局长，也有盘踞多年的“老油条”。有人说他杀气腾腾，他自己却说：我只有公愤，没有私愤，我就是代表五十万巴东老百姓，对那些伸手的人表示愤怒。
他拒绝送礼、不收红包，甚至公开撂话：谁敢打着我亲戚名义办事，有多远滚多远。贫困县的财政紧张到发不出工资时，他拍卖公车，先保证教师拿到工资。他不是只会反腐的“硬茬子”，也是懂发展的人——修路、搞旅游、抓扶贫，几条线一起推进，让巴东真正一点点“抬头”。
那几年，他被叫“网红书记”，被媒体形容为当代包青天。但比这些称号更重要的是，巴东老百姓给他的那个称呼：甲哥。
2015年，他拿到了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荣誉。可这一年之后，他却写下一封再见，我的巴东，转身离开体制。
很多人不理解：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怎么就走了？
陈行甲的选择，表面看是“舍”，本质是“换赛道”，从“为一县百姓做事”，变成“为更大范围的弱势人群探路”。
2016年底，陈行甲辞去公职，来到深圳，创立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正式开启人生“下半场”。
他盯上的第一个硬骨头，是“因病致贫”。
在广东河源、青海、甘肃等地，他发起“联爱工程”，选定儿童白血病作为试点病种，干了一件听上去有点“疯狂”的事：兜底治疗。简单讲，就是在医保报销之后，把孩子家属那部分最沉重的自付费用，再通过公益、保险、政府等多方联动，尽可能兜住。
有人以为这只是多掏点钱，实际上，他做的是一整套系统工程：一边救人，一边拉着医生搞培训、推动特效药进医保目录、建立患儿数据库，再往上写报告、做评估，试图以一个城市级实验，推动国家层面的政策改进。
截至2024年前后数据，联爱工程已累计救治数百名患儿，成功率约在八成以上，每年帮全国患儿节省医疗费用数亿元级别。最典型的例子，是有的患儿做完复杂移植手术，家里自付只剩几千块钱。这在过去几乎是想都不敢想的。
除此之外，他又做了知更鸟青少年心理项目、传薪计划、儿童安宁疗护等，瞄准的都是最脆弱、最容易被忽视的人：重症儿童、英烈子女、长期抗压的家庭。
到了2024年以后，他开始尝试更前沿的路径——把AI拉进公益。
在杭州，他发起“智能向善社会创新网络”，聚合北大、清华、北师大等高校学者，加上一些大厂的工程师，一起做齐家AI家庭心理教练，目标是让三四线城市、偏远地区的普通家庭，也能以极低门槛获得比较专业的心理支持。
用他自己的逻辑讲，过去的公益，往往停留在“帮一帮、救一救”；而他想做的，是通过系统设计和技术加持，把“得到帮助”这件事，变得更容易、更有尊严。
那70万年薪争议之后，为何还能拿到150万？
这样一个履历亮眼、故事密集的人，在这之前，其实已经因为另一件事冲上过热搜——年薪争议。
恒晖基金会公开年报显示，2023年他在基金会领取的税前收入约90万多，2024年为73万多。这在市场化机构里并不夸张，但在不少人印象中，“做公益就该清水里的月亮”，一分钱都拿都有点“别扭”。
质疑声涌来：你不是为爱发电吗？怎么拿这么高工资？
面对这阵风，他没有躲，也没有装委屈，而是讲得相当直白：公益人应当获得体面、合理的报酬，关键不是“拿不拿”，而是“公开不公开、合不合规、值不值这份钱”。一味要求公益人不要拿薪水，是一种道德绑架。
随后，民政部门对恒晖的财务进行问询核实，给出的结论是：合规。恒晖也拿下了5A级社会组织评价——在国内社会组织体系里，这是专业化和透明度的一个重要背书。
更关键的是，在争议最热的时候，他宣布将启动交接程序，把恒晖交棒给年轻人，自己不再从基金会领薪水。这一步，有人解读为“退场”，也有人看到的是：他在给公益机构本身留空间，把个人影响力和机构运转尝试分离。
就在不少人还停留在“他是不是要慢慢淡出公众视野”的猜测里，新东方的人事公告直接打脸所有猜想：不仅没有淡出，反而以150万年薪，亮相了一家全国知名的教育集团。
表面看，是数字对数字：70万争议之后，接150万高薪。但如果把时间线铺开，就会发现，这更像是一场更大范围的“角色重组”。
最后，新东方想找一个总顾问，候选名单可以排得很长，为什么偏偏是他？
第一，是同频的底色。
俞敏洪和陈行甲，一个北大，一个清华，一个从农村考到燕园讲台，一个从山村走到县委书记，两人都是典型的“草根逆袭型”人物，命运轨迹不同，但底色相近。
早在2022年的一次公开对谈里，俞敏洪就说过，在他眼中，陈行甲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并不幼稚。他认可的是对方那种：既敢做艰难选择，又愿意为结果负责的劲头。
第二，是能力的互补。
新东方它从教培行业震荡中杀出一条路，靠的是灵活调整和强执行力。但在迈向未来十年的路上，它需要的不仅是会算账的职业经理人，还需要一个能把“社会价值、公益探索、组织文化”这几块重新整合的人。
而陈行甲过去二十多年的履历，刚好横跨三个维度：一是公共治理，二是公益创新，三是个人口碑。
当新东方在直播、文旅等新业务里不断扩张时，一个被普遍认为“敢说真话、肯干实事”的公共人物入场，对修复信任、稳住价值观，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是价值观的对接。
别忘了，这次合作不是单向聘用，而是双向动作，这意味着，两人不是简单的“老板雇顾问”，而是把各自最重要的“孩子”牵了过来，放在一起养。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既是市场布局，也是品牌自救——在商业化飞奔的时代，谁能更真诚、更系统地把社会责任做实，谁就更能站稳脚跟。
也许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会被质疑、被放大、被解读，但如果几年之后，有人因为这一场互相加入而受益，有项目因为这场牵手而落地，那么今天所有的争论，都会变成一句云淡风轻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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