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怀仁堂里授衔典礼正在进行。元帅、大将、上将依次走上台，肩章熠熠生辉。当少将名单念到“解方”两字时，会场角落里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几小时前彭德怀还在会上打趣，“志愿军司令员是元帅，参谋长却只是少将，他若真只配少将，那我大不了降一等。”一句半玩笑半认真，让不少人想起十四年前延安窑洞里的那场初见，也想起那个早已被尘封的旧名——解沛然。
回到1941年春，陕北高原依旧冷风刺骨。窑洞门口的杨柳刚抽芽，毛泽东在门槛前踱了几步，抬手示意身旁警卫去请人。片刻后，一个身形挺拔、神情略显疲惫的东北汉子踏进洞口。他已经赶了十八天山路，从晋西北转运站一路翻山越岭来到延安。毛泽东看着对方黝黑的脸庞，开口第一句竟是：“这回可算回家了。”简单五个字，把紧张气氛化解得无影无踪。
寒暄刚落，毛泽东忽而眯眼打量对方：“解沛然，这名字读来拗口，不如换个？”对方一愣，略带腼腆地笑：“主席觉得该叫什么？”“解放，谐音解方，意思你我都懂。”一句戏言，却解开了这位东北少壮军官数年的流亡心结。从此，“解方”三字写进了八路军编制，也写进了朝鲜半岛雪原。
翻时间轴，1908年冬，吉林辽源一个书香门第诞生了第三个男孩。家里虽有薄田，却被战乱撕扯得七零八落。少年在奉天三中读书时，结识了张学铭，进而与张学良熟识。1928年春，张学良喊出“大医医国”，解沛然索性放下聿笔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三年后，他以第一名拿到天皇赐刀，风光无限。然而九一八爆发，他不得不在天津公安局特务总队里与旧友的师长、昔日的教官拔枪相向。
1931年11月“天津事件”震动南京，一名年仅二十三岁的特务总队长率部击溃千余日伪，被授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欣赏他的干练，却仍不肯放下“攘外必先安内”的算盘；张学良佩服他的胆魄，更不甘令东北白白沦陷。两年后，张学良赴鄂豫皖“剿总”任副总司令，昼议剿共，夜谈抗日，解沛然在作战地图与现实之间摇摆，迷惘渐深。
转折出现在1935年。一次天津小聚，老同学苗浡然递上几句肺腑：“若不联共，东北永无归期。”这位心直口快的共产党员说动了解沛然，也说动了张学良。1936年秋，西北风起，兰州电光石火。张学良暗电：“切断南京联系，缴胡宗南武装。”解沛然配合“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干，一夜封锁兰州要害，“兰州事变”与“西安事变”遥相呼应，给蒋介石的行军图撕开宽口。
西安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陷入长期软禁，东北军群龙无首。中共中央设东北军上层工作委员会，苗浡然任书记，解沛然任委员，公开身份依然是第五集团军参谋处科长。1940年夏，身份被破，日伪与军统双线追捕。为了保住三十名地下党员和上千抗日骨干，他从长春一路南撤，经热河、太行，辗转数千里。
到达延安后，解方先被安排进军委情报部第三局。窑洞里灯光微弱，他常通宵写报告；清晨鸡鸣，又赶去中央党校讲授《现代战术概论》，在黑板上用白粉笔勾勒班排机动图。有意思的是，他最乐于演示的不是机枪战术，而是“如何用最小代价留住有生力量”，或许是因为当年看着东北军一次次被统制的心痛太深。
抗战尾声，他主动请缨回东北。1946年春，辽北军区司令员一职空悬，林彪与罗荣桓一致同意“派解方去”。辽沈战役前夕，他带着七纵队摸清了锦州外围的碉堡分布，为三小时破锦州提供了一份精准到“第几棵树、第几里”的火力表。战后有人问他准备多久，他摆手：“脑子里早画好了，经纬坐标换算一下就行。”
1949年渡江，1950年解放海南。韩先楚回忆那次海上夜航：“要不是解方把潮汐、月相、火力配置一股脑分析清楚，四十军得多付出几千条命。”同年秋，朝鲜战云滚滚。彭德怀点将时只说一句：“把小诸葛叫来。”志愿军总参谋部成立不过五天，解方就拟出敌情判断和五套作战预案。长津湖冰雪封山，美三军第十军突入咸兴通道，彭德怀迟疑片刻，“按方案四”。后来统计，该方案一步不差地掐住了美军退路。
谈判桌上，解方换上浅灰呢大衣，面对美方代表布里奇斯条分缕析。一次休会，翻译偷偷学他口气：“阁下所称证据，恕难采信。”对方脸色铁青，却找不到反驳的角度。此后，美方代表见到他，竟私下称呼“Grey Fox”，既钦佩也头痛。
授衔风波落定，毛泽东拍板：“让他做少将之首。”肩章虽“少”，位置却高，军委多次开战略会议，总参谋长黄克诚开场白常是：“先听解方的。”进入七十年代，解方因慢性肝病渐渐退居二线，仍坚持每月写一份《边防动态分析》，新华印刷厂为此特开一条绿色通道。
1984年3月22日凌晨，解方在北京医院离世，终年七十六岁。遗嘱只有一句话：“解放后无解方，可有千千万万解方。”院外丁香初开，夜色沉沉，街灯下那行潦草的签名，再次提醒人们：当年窑洞里一句玩笑，一支新的名字，竟能照亮一段兵马倥偬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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