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敬山，今年七十一岁，我娘走的那天，是个飘着细雨的春日。她在城南那家养老院里，安安静静地躺了二十个年头，临闭眼的前一刻，攥着我的手，指了指枕头底下。

我娘这辈子，活得像株默不作声的老槐树，扎根在旧时光里，不声不响地抽枝、落叶，从没让人操过心。

二十年前，我把娘送进养老院的那天，现在想起来，心口还像堵着块石头。那时候我刚退休，老伴儿走得早，儿子儿媳忙着带孙子，我自己的腰间盘突出也犯了，弯腰系鞋带都费劲。娘那时候刚满八十，身子骨还算硬朗，就是耳朵有点背，眼神也不太好使。

那天我吭哧瘪肚地跟娘说：“娘，养老院里有人伺候，有伴儿说话，比在家里闷着强。”

娘坐在炕沿上，手里摩挲着我小时候穿的虎头鞋，半天没吭声。末了，她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着我，轻轻点了点头：“娘听你的。”

我当时鼻子一酸，差点掉泪。我知道，娘是怕拖累我。

养老院的日子，过得规律又平淡。我每周三下午过去看她，拎着她爱吃的桃酥和软糕。她总是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看着窗外的老梧桐树发呆，院里的老太太们凑在一起打牌、唠嗑，她从不掺和。护工总跟我说：“陈大爷，你娘真是个省心的老人，不吵不闹，给啥吃啥，连药都是按时按量自己吃。”

我听着，心里却不是滋味。我知道娘不是不爱热闹，她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爱说爱笑的人。

我娘是童养媳，十几岁就嫁到我们陈家，伺候我奶奶，拉扯我长大。我爹走得早，娘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那时候生产队里挣工分，娘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来纺线织布，油灯熬干了一盏又一盏。我还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冻得睡不着，娘把我的脚揣进她怀里，她的手裂得全是口子，却捂得我暖洋洋的。

娘这辈子，没享过一天福。

我总觉得，娘住进养老院，是享福去了。可每次去看她，她都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看着我笑，听我絮絮叨叨地说家里的事，说孙子的工作，说重孙女的调皮。她很少插话，只是偶尔点点头，或者重复一句：“好，好。”

有时候我会问她：“娘，在这儿住得惯不？要是想回家，咱就回。”

娘总是摇摇头：“不惯啥，这儿挺好的。”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春去秋来，老梧桐树的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娘的身子骨越来越弱，从能自己拄着拐杖走路，到后来只能坐在轮椅上，再到最后，连话都说不囫囵了。

她九十九岁那年，医生跟我说，娘的身体机能在慢慢衰竭，让我做好准备。我守在她床边，看着她日渐消瘦的脸，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我握着她的手，一遍遍地说：“娘，儿不孝，让你在这儿受委屈了。”

娘眨了眨眼睛，眼角滚下一滴浑浊的泪。

今年开春，娘满了一百岁。养老院给她办了个简单的寿宴，院长送了个寿桃蛋糕，护工们唱了生日歌。娘那天精神头格外好，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

没过多久，娘就不行了。弥留之际，她躺在病床上，呼吸微弱，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枕头底下。她攥着我的手，力气大得惊人，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枕头……底下……”

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伸手去枕头底下摸。摸出来一个用蓝布包着的小包袱，包得严严实实的。我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个红漆掉了大半的小木盒，打开木盒，里面不是什么金银首饰，而是一沓沓用橡皮筋捆着的零钱，有一块的，五块的，还有几张皱巴巴的五十块。

除此之外，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是娘歪歪扭扭的字迹，是她年轻时候练的毛笔字，虽然不工整，却一笔一划写得认真：

“敬山，娘住养老院二十年，没花过你一分钱。护工给的零花钱，我都攒着了。这里一共是八千三百二十六块。你腰不好，拿去买点膏药贴。别太累着自己。娘这辈子，没给你留啥，就这些了。”

我看着那张纸条，看着那沓零钱，瞬间泪崩。我蹲在地上，号啕大哭，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我终于明白，娘为什么二十年不吵不闹，为什么总是安安静静地坐着。她不是不想家，不是不委屈，她是怕我花钱，怕我为难。她把护工每个月给她的十块二十块的零花钱，一分一分地攒着，攒了整整二十年。

这些钱，在别人眼里，或许不算什么。可在我眼里，这是娘沉甸甸的爱啊。

娘走了，走得安安静静。

我把那沓零钱贴身放着，把那张纸条裱了起来，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每次看到，我都想起娘坐在养老院窗边的样子，想起她那双浑浊却充满爱意的眼睛。

原来，母爱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藏在岁月的缝隙里，藏在一分一厘的积攒里，藏在二十年的沉默不语里。

娘啊，下辈子，换我来疼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