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凌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突然安静下来，医护记录的心电曲线在00点50分归于平直，59岁的溥仪停止了呼吸。守在床边的李淑贤愣了足足半分钟，才被护士轻轻提醒签字。此刻，她才意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丈夫，还要独自面对一桩棘手的难题——遗体究竟是土葬还是火化？
李淑贤难以决断的原因并非个人软弱，而是身后那沉甸甸的家族历史。从清宫到伪满洲国，再到新中国普通公民，溥仪的身份几经变换。爱新觉罗宗族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有人坚持旧例，希望将末代皇帝葬入清西陵；也有人担心再起波澜，主张从简火化。两派相持不下，李淑贤夹在中间进退维谷。
18日清晨，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派员登门吊唁，并口头转达周恩来的批示。工作人员只带来一句话：“家属怎么想，都可以；家族怎么议，都可以；如果想请政府帮忙，也可以。”连说三个“可以”，干脆有力，把主动权交回亲属，既体现尊重，又免去外界猜测。
要真正拿主意，李淑贤仍得摸清族人态度。恰在此时，溥杰从机场赶回北京。他听完周总理的原话后，拍拍嫂子肩膀，低声说了句：“火化吧，干净。”决议迅速达成——先火化，再酌情安放骨灰。这一夜，李淑贤第一次感到肩头负担轻了些。
灵车19日上午驶进八宝山。昔日皇帝今日公民，告别仪式简朴到极点：没有皇家仪仗，没有冗长追悼词，只摆放一束白菊。火化炉点火的瞬间，李淑贤把头别向一旁，溥杰却目不转睛地看着炉门，神情凝重而平静。与此同时，周恩来在西花厅同几位副总理磋商骨灰安放方案：“革命公墓可以，万安公墓可以，他们自己选地方也可以。”再次出现的三个“可以”，与先前如出一辙。
僵局已解，但人们仍想知道，为何周恩来如此体贴。答案得回到1959年的冬天。那年12月12日抚顺特赦大会，溥仪手捧公文呆立台前，浑身颤抖。十年改造，他从“连系鞋带都得人伺候”变成能给战犯量血压的医务组成员。会后，中央特批他返回北京，户口落在厂桥派出所，一张簇新的居民证写明“职业：北京市植物园工人”，身份彻底翻篇。
返京不久，西花厅小型茶会上，周恩来第一次当面提醒溥仪：“伪满的账，你必须自己担当。”语气并不严厉，却让溥仪眼圈立红。此后，总理又为其安排劳动、学习、就医，甚至关心再婚。1960年1月26日晚，全国政协礼堂里那顿“年夜饭”，正是他与李淑贤结缘的序幕。
1962年春，相亲第三次见面时，溥仪端茶递水，问起李淑贤家中情形，毫无旧日帝王口吻。媒人沙曾熙后来回忆，那天两人相谈甚欢，气氛像普通青年约会。四个月后，他们在民政部门登记，新房简单，安家费国家买单。溥仪对外调侃：“我现在是人民政协的普通干部，要像样儿地过日子。”
婚后，矛盾也有。溥仪长期服激素治疗腺体疾病，夫妻生活受限。李淑贤一度提出离婚。周恩来把二人请到西花厅，语气轻松：“我也没有孩子嘛，全国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一句玩笑，化解了尴尬。李淑贤消气后，陪丈夫四处求医，关系反而更稳固。
然而疾病并未缓解，1967年春天开始，溥仪肾病恶化，反复透析。10月初，他把写了半年的回忆稿递交给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自言“心愿已了”。17日辞世后，骨灰暂存八宝山老山堂，存期十五年。1980年4月，宗族与民政部门协商，将骨灰移至海淀区万安公墓群众区，木匣仍是当年那只五块钱的旧盒子。
后来，有人问李淑贤是否后悔当年没选厚葬。她摇头说：“周总理给了我们选择权，这就是最大的体面。”一句朴素回答，道出那场“三个可以”背后的深意——新中国对历史人物的处置，重在尊重个人，重在化旧怨于无形，而不是形式上的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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