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池茂花
元月三日，我穿过弥漫着市井烟火气的太原市精营东街，缓缓踏入南华门15号——我国文学界“山药蛋”派领头人赵树理先生晚年写作与居住的故居。这座具有晚清风格的北方民居，青砖灰瓦错落有致，木构雕梁精致古朴。虽历经岁月的无情雕琢，却依旧散发着古朴而庄重的气息，静谧且安详。
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题写的“赵树理故居”五个大字，字体苍劲有力，给人一种无形的力量。大门两旁的砖墙上，是山西作家鲁顺民撰写的一副对联：“妙笔一枝称圣手，文坛百代立高标”。我缓缓踏上先生故居的青石阶，恍惚间时光的齿轮开始转动，我仿佛穿越了——与赵树理先生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一、黄土地生长出的文学传奇
赵树理的文学作品，深深扎根于广袤的土地，宛如黄土地上的藤蔓。他笔下的“三仙姑”那涂脂抹粉的双手，二诸葛占卜时使用的龟甲，李有才板话的快板节奏，无不跳跃着农民的智慧与活力，这些生动鲜活的人物，都是从太行山的褶皱里提炼出来的。
1906年，赵树理诞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的土窑洞中。自此，中国文坛多了一颗与土地同频共振的星辰。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封建王朝刚刚倒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赵树理的父亲是一位乡村知识分子，他自幼便接触到了书本知识，又在家庭艰难的生活中体会到了民间疾苦。这种独特的生活经历，注定了他将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文学创作道路。太行山区的晨钟暮鼓、田间地头的辛勤劳作，成了他童年最鲜活的记忆，也成了他日后创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
赵树理的文学启蒙，并非来自鲁迅、胡适等新文学旗手的引领，而是源自乡村的庙会戏台、说书场以及悠扬的民间小调。那些看似土得掉渣的艺术，却蕴含着中国农民最真实、最质朴的情感与智慧。赵树理说：“我是吃民间文艺的奶长大的。”
1925年，赵树理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求学期间，新文学思潮如春风般拂过他的心田，让他真切地窥见了文学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他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却因此遭到迫害，身陷囹圄。狱中的岁月，并未磨灭他的斗志，反而让他更加深刻地洞察到社会的黑暗。正是在这段特殊的时光里，他的第一篇小说《悔》应运而生。字里行间满是对社会腐败的揭露与内心深处的愤懑。那些带着露水气的文字，如同晋东南山崖上倔强生长的酸枣树，坚韧而充满生命力。
赵树理出狱后，在太原与沁水之间流浪，干过各种各样的杂活，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正是这段艰难的经历，让他得以深入民间，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他如饥似渴地收集民间故事，虚心学习说唱艺术，那些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与叙事方式，如同种子般在他心中生根发芽。1931年，他在北平《晨报》发表七言《打卦诗》，同年冬又在山西《大风报》发表小说《铁牛的故事》，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1934年，他立下宏愿，立志从事文艺大众化工作，着手创作长篇通俗小说《盘龙峪》。虽未完成，但奠定了他日后贴近群众、服务大众的创作方向。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赵树理毅然投身抗日洪流，开始在太行山根据地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他的创作生涯也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找到了自己文学创作的真正方向——为农民写作，写农民生活。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他用双脚丈量出来的道路。他背着行囊，走遍了太行山的村村寨寨，和农民一起种地、一起开会、一起躲避敌人的扫荡。他深入了解农民的语言、思维方式、喜怒哀乐。他没有选择宏大叙事的英雄赞歌，而是将笔对准了太行山区的寻常百姓。他创作了大量小鼓词、小小说和杂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抗日主张，鼓舞军民士气。这些作品如同一股股清泉，滋润着战火中人们干涸的心灵。
二、“山药蛋派”的辉煌与传承
倘若赵树理仅仅停留在书写农村故事层面，他或许难以成为我们敬仰的作家。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仅描绘农民生活，更是在为农民探寻一条思想解放的道路。他的笔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深入到了农民的灵魂深处，揭示了农民千百年来被压抑、被扭曲的精神世界，同时又满怀希望地展示着新思想如何像春雨般滋润这片干涸的土地。
1943年，是赵树理创作的转折点。那年，他在辽县进行农村调查时，目睹了一桩青年男女自由恋爱遭迫害的事件。一团怒火在他心中燃烧，挥笔创作了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这部作品以清新质朴的格调，讲述了小二黑和小芹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勇敢追求婚姻自由的故事，深刻批判了封建迷信思想和包办婚姻制度的腐朽。作品中“二诸葛”的迂腐、“三仙姑”的泼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那些充满乡土气息的对话，成为流传千古的文学经典。
小说《小二黑结婚》引起了热烈反响，它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宣传婚姻自由政策的有力武器，改变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命运。抗日根据地的人们争相传阅，不少农村青年受了小二黑和小芹的鼓舞，勇敢地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追求自己的幸福。
赵树理的作品，不是站在高处俯瞰众生，而是蹲在田埂上和农民聊家常。他的文学语言是从农民口中流淌出来的口语。赵树理始终坚持写出来的作品先念给农民听，农民听懂了，喜欢了，才算成功。他经常带着刚写好的作品，跑到村里的打谷场上，给干活的农民朗读。农民们边听边议论，哪个地方不真实，哪个词太文绉绉，他都一一记下，回去认真修改。在太行山区至今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赵树理蹲在打谷场上，专注地听老农们讲“老字辈”的故事。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手里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方言土语。
赵树理的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作品采用快板体的对话，让不识字的农民也能听得入神。在《李有才板话》里，他这样描写地主阎恒元：“阎恒元这个老家伙，今年六十三岁了，头发全白了，眉毛也白了，就是眼睛还没有白，两只眼睛一转一转的，像是两颗黑豆子在白头发里滚。”这样的描写生动形象，任何一个农民都能听懂，都能会心一笑。作品以农民李有才的视角，通过朗朗上口的快板形式，揭露了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展现了抗战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形势。
赵树理的作品打破了传统文学与群众之间的隔阂，让文学真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确立了赵树理在解放区文坛的重要地位，“赵树理方向”也随之被提出。这一方向不仅是对他个人创作成就的高度认可，更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路径——文学应当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群众的心声与愿望。
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随《新大众报》入京，1950年被选为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与老舍一同主持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的编务。尽管身处都市，他的心却始终牵挂着农村和农民，从未离开他热爱的土地和人民。他多次回到山西农村，了解解放后农村的新变化、新矛盾。他从不把自己当作客人，而是成为生活的真正主人。
1955年，赵树理创作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在《人民文学》连载。这部作品以三里湾村的农业合作社建设为背景，展现了农村社会的新旧思想冲突和农民的精神风貌，是中国第一部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作品中，金生父子、王玉梅等人物形象真实可信，他们的奋斗与探索，为读者展现了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动画卷。在《三里湾》的创作手记里，赵树理写道：“写合作化不能只写开会的场面，要写马多寿家的驴怎么分，范登高的锄头怎么借。”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让他的作品有了穿透时空的力量。在《三里湾》的秋收场景里，他将合作社的账本化作文学的经纬。王金生与范登高的较量，既是新旧思想的碰撞，更是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缩影。那些“开渠”“扩社”的细节描写，让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在黄土高原上徐徐展开。
1957年，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刻画了“小腿疼”“吃不饱”等落后农民形象，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建设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村里人读着“小腿疼”“吃不饱”这些绰号，笑得前仰后合，却也在笑声中品出了滋味。这种幽默不是市井的插科打诨，而是带着刺的玫瑰。然而，这部作品在《文艺报》上发表后，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他不该描写农村的落后人物。面对争议，赵树理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他认为文学应当真实地反映生活，既要歌颂先进，也要批判落后，这样才能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1962年，当某些作品把农村描绘得过于美好时，赵树理说：“我戴的这块表，在农村能换五头毛驴。”满座皆惊，继而哄堂大笑。这笑声里，藏着一位作家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如同一声清脆的警钟，在喧嚣中敲响。
赵树理说，自己写小说是为了解决问题。无论是《小二黑结婚》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李有才板话》揭露阶级压迫，还是《登记》批判旧的婚姻制度，《锻炼锻炼》反映农村建设中的问题，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紧扣时代脉搏，回应着现实的需求。他的作品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社会变革的记录与推动力量。
赵树理对语言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善于从农民的口语中提炼，摒弃那些生僻的土语和粗俗的言辞，形成了一种既通俗易懂又生动形象的语言风格。著名作家孙谦说，赵树理没用过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语，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没有用过肮脏的下流话和骂人话，却把那些剥削者、压迫者和旧道德的维护者描绘得惟妙惟肖，刻画得入骨三分。读他的作品，就像久别归乡吃到了家乡饭菜，简单却适口，放下饭碗，余味还在口中萦绕。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让他的作品拥有了最广泛的读者群，上至干部，下至农民，都爱读。作品没有知识分子腔调，像太行山区的山药蛋一样，朴实无华却营养丰富，“山药蛋派”也因此得名。
作为“山药蛋派”的领军人物，赵树理不仅用自己的创作树立了典范，还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马烽、西戎、孙谦、胡正、束为等一批山西本土作家，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贴近农村、贴近群众的创作道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药蛋”文学流派。这一流派的作品，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小说和说唱文学的传统，以讲故事为主，人物情景的描写巧妙地融化在故事叙述中，结构顺当，层次分明，语言朴素凝练，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他们的作品共同构成了中国乡土文学的重要篇章。
三、赵树理笔下农村的崭新画卷
1992年7月，怀揣着对赵树理先生的崇敬与对农村文学的热爱，我踏上了前往赵树理生活过的平顺、武乡、左权等县采访。武乡县临漳村，是赵树理创作小说《三里湾》的原型所在。当年和赵树理一起搞合作社的任墨成老人，一提起赵树理，眼中便闪烁着激动的光芒。他蹲在田埂上说：“《三里湾》这本书把我们村搞合作社的一些事都写进去了，什么‘铁算盘’‘常有理’‘小腿疼’‘惹不起’‘糊涂涂’等人物，写得多实在！”
任墨成老人领着我在村里村外转悠，指着一排排整齐的砖瓦房和家家屋顶的电视天线说：“现在农村变化多大。这几年搞改革，生活好多了，村里三分之二的人盖了新房，老赵当时说的‘电灯电话’早变成现实了。如今村里不是老赵书里写的那样了，可作家们也不见下来了，乡亲们在一起常念叨老赵，如果他活着一定会把咱这里的新鲜事儿再写成书。”
任墨成老人陪我来到当年赵树理的房东魏国华家，这位憨厚的农民忆起与赵树理度过的日日夜夜，脸上洋溢着笑容说：“他心中想着咱农民，写的就是咱们的事，说的是咱心窝里的话，实实在在的。”临滩镇镇长赵效书也表达了同样的心声，他希望作家们能够到农村来，到改革生活中来。
在平顺、左权、潞城等赵树理长期生活并写出《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的地方，我听到的是同样的呼唤：多写写改革中的新农村。这些呼唤，如同声声号角，激励着作家们深入生活，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变迁的优秀作品。
1997年7月，我又来到了赵树理的故乡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相传唐朝大将尉迟敬德因不满朝廷迫害忠良，曾隐居于此，并教村民柳编技艺。村民为感念其恩德，将村名改为尉迟村。尉迟敬德是朔州人，和我是同乡，所以我对这个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仿佛有一种无形的纽带将我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
尉迟村今非昔比，越过了温饱线，“吃不愁，穿不愁，家家户户有余头”。在小说《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笔下的女主角小芹和她的同伴们一年有一身新衣服就很好了，而新衣服还得在过年和相亲时穿。如今尉迟村的女人们追求流行色，用上了“霞飞”“梦露”等高档化妆品，穿上了“美尔雅”“红豆”等时装。夜幕降临，男女青年还到村办的舞厅里潇洒，尽情享受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尉迟村的变化大，赵树理小说人物的后代们，已经过上了祖辈们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先后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古村落、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山西省文明村、山西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山西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等荣誉称号。这些荣誉，是对尉迟村发展成就的高度认可，也是赵树理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动体现。
四、赵树理文学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赵树理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文学巨匠，他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用自己的笔，为农民发声，为时代立传。他的作品，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珍贵的财富。他的“山药蛋派”文学流派，以其独特的大众化风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和读者。
赵树理的文学成就，得益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他忠实地践行了“文艺为大众服务”的创作方向。他让文学真正成了人民的文学。在那个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他的作品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农民前行的道路，鼓舞着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他笔下的农民形象，既有传统的局限性，也有新时代的觉醒，真实而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农民形象塑造树立了典范。
为了深入研究和传承赵树理的文学遗产，赵树理学术研讨会自1982年首届召开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六届。1992年，中国赵树理研究会成立，作为国家一级学术团体，它以研究赵树理及其“山药蛋派”为核心，业务涵盖学术交流、资料编纂、纪念活动举办及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为赵树理研究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研讨会还举办“重读赵树理”系列讲座，剖析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与“问题小说”理论，研讨“山药蛋派”的文学特征；从现实主义、乡土中国的角度探讨赵树理的文学成就及其精神联系；研讨赵树理及其流派的文学成就，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探讨赵树理创作精神与新大众文艺融合创新。
五、赵树理文学遗产的永恒魅力
站在2026年的时光坐标上回望，赵树理的文学遗产早已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界限，如同璀璨的星辰在文学的天空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芒。《小二黑结婚》被改编成豫剧在纽约林肯中心演出时，西方观众在“清债”的唱段里读懂了中国农民的觉醒，感受到了中国农村在时代变革中的巨大力量；《三里湾》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时，年轻读者在电子书页间触摸着土地的温度，领略到了中国农村的独特魅力和深厚文化底蕴。这或许就是文学最动人的模样——当泥土的芬芳与文字的墨香交融，便诞生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穿越历史的长河，流淌在人们的心中，永不干涸。
走出赵树理的故居，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赵树理的价值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褪色，反而如同一坛陈酿的美酒，越品越香。站在新时代的门槛上，重新审视赵树理的创作与精神，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在当今社会，文学创作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各种新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手法层出不穷，但赵树理所坚持的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创作精神，依然是文学创作的根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文学只有扎根于人民的土壤，反映人民的心声，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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