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28日下午三点，江西遂川师范简陋的办公室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那天气温逼近三十八度，电扇吱呀作响。物理教师赖章盛刚在黑板上写完教学提纲，还没来得及抹去粉笔灰，同事黄玉香就推门进来，手里高举一份油墨味浓烈的杂志。
“赖老师，你快瞧，这篇悼文里提到的烈士孤女，跟你母亲经历太像了！”黄玉香压低声音，却难掩激动。
赖章盛接过杂志，标题是“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署名陆定一——那个曾任新闻出版总署长、此刻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陆定一。赖章盛心里“咚”地一声，母亲张来娣常对家人说：自己三岁时被托付给一位姓张的管理员，至今不知生身父母下落。
文章讲的是：1934年冬，为掩护红军主力突围，唐义贞留下待产，将三岁女儿叶坪托给厂里管理员张德万。之后，母亲英勇就义，父亲陆定一随大部队远征，女儿下落不明。对照日期、地点、人物，几乎件件吻合。
翻到配图页，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里，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笑得灿烂。赖章盛不由自主地攥紧纸页，他记得旧相册里那张母亲童年照，同样的圆脸、同样的梨涡。
夜里，他始终睡不着。到底该不该惊动那位年逾七旬的副总理？思前想后，他还是决定写信。不阐述猜测，只摆事实。落款时，他加了一句：我母亲可能是您失散多年的女儿。信寄出，心也悬着。
11月2日，北京晴朗，陆定一刚结束会议，秘书照例把当天的群众来信摞在桌角。他随手抽出一封，“收信人：陆定一同志”，寄信人署名却写着“野萍”。看到这两个字，老人猛地一震。
野萍，正是自己为三岁女儿起的乳名。山野中小草随风而生，他盼孩子坚韧。那年长征前夜，他把写有“叶坪”与“野萍”的布条缝在小棉袄里，只盼能有重逢的一天。
他立即拆开信纸，读到“江西遂川”“张德万”“象牙筷”这些久远的线索，眼眶霎时潮湿。随即交代儿子陆范家定：“马上去一趟江西，务必调查清楚。”
11月中旬，陆范家定抵达遂川。当地政府迅速成立核查小组，十余名干部兵分两路走访张来娣邻里、查阅户籍。张来娣本人此刻对突如其来的“亲属调查”莫名其妙，只隐约记得幼时喊张德万“好妈妈”。
“你为什么叫他妈妈？”小组成员问。
她摇头，想了想：“小时候嘴笨，见谁亲就喊妈妈，大概这样。”
恰恰是这句朴素回答，让调查组心中有了底。三岁的孩子通常难以分清性别，把慈爱的大人都叫妈妈并不稀奇，且“好妈妈”与悼文细节对应。
随后，另一个物证出现。张来娣回忆老家搬家时弄丢了一双细白筷子，长辈说那是“生命里最贵重的东西，千万别丢”。唐义贞当年亲手替女儿缝衣留物，象牙筷正是信物。种种证据拼凑在一起，疑团逐渐散去。
12月8日，鉴定报告与访谈材料同时摆在陆定一面前。老人双手微颤，久久不语。确认无误后，他只说了一句话：“接女儿回家。”
1988年1月6日，北京西客站寒风凛冽。列车汽笛声中，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和儿子并肩而立。车门打开，张来娣在儿子搀扶下慢慢走下。她抬头，正望见那张在报刊上出现过无数次的面孔。
“爸爸！”她哽咽了一声。
陆定一迈上一步，伸手又收回，像怕惊醒梦境。片刻，他紧紧握住女儿的手，“是你，孩子，终于找到你了。”旁人未敢出声，唯有站台上呼啸的风提醒着时间的流逝。
阔别五十三年，父女重聚，这一次再无战火、再无仓促。张来娣恢复本名叶坪，补办身份证件，随即被接到北京调养。
值得一提的是，陆家没有摆宴请客，没有刻意宣扬。老人对外只说：“革命年代留下的债，总要还。”在他看来，个人团圆并不值得大肆宣扬，真正重要的是让后辈记住那些牺牲与分离换来的和平。
叶坪回忆早年漂泊，嘴角总带笑，她说：“我不怨父母，那时候他们没得选。”一句云淡风轻，却道尽长征遗孤的集体心声。
摆在客厅玻璃柜最显眼位置的，仍是一双旧象牙筷。筷面细小划痕清晰可见，像年轮，记录着半个世纪的风霜。外人看来只是一件小物，对陆家却胜过千言。
翻阅资料可知，整个红军长征期间，留在中央苏区的妇女儿童多达三万余名，类似叶坪这样的走散案例不在少数。幸运的是，她找回了名字与亲情；更幸运的是，战火不再、山河无恙。
这起迟到半个世纪的相认，没有传奇色彩的转折，唯有耐心调查与几件看似平常的小物证。历史常常如此，不喧哗，不张扬，却在偶然转角给人以深重回响。
今天再看1987年那封信，简短不到六百字，却承载了两代人的等候。一张信纸，一枚邮票，跨越五十多年的飘摇，人世间距离有时并不远，只需一封写给故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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