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George（中）、师母Genevieve和如今在港科大工作的作者丈夫邬教授
乔治是老公的博士导师，土生土长的纽约人。或许是性格使然，他更愿意远离大都市，在加拿大东部安大略省一个当年只有30万人口的大学小城伦敦当教授。
当年的通信极其不发达，即便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家居电话都没有普及。老公申请信发出之后，便是遥遥无期的等待。然而乔治居然打了电话来，他从申请信的抬头上找到研究生公寓的总机号码，他不会说中文，找了系里一个香港人，那个人会说简单的普通话，告诉总机的接线生转研究生公寓找到老公。
他怕老公听不明白，以极其缓慢的语速告诉老公愿意收老公读博士，相关手续正在进行中并留下了他家里的电话，如果有问题，随时打对方付费电话给他。所幸之后办理过程还算顺利，我们并没有打对方付费电话。
老公签证办好，飞去加拿大以后一直音信全无，那时候中加之间来往的信件路上要走30天。两个星期的等待之后，我开始焦虑，犹豫再三拨通了乔治家的电话，当我要求对方付费时，心中无比挣扎。一方面，当时的国际长途电话费用，打美国和加拿大是26元人民币一分钟，实在没有能力打这个越洋电话；另一方面，又实在太想知道老公的音信了。电话接通后，乔治问我是谁，我回答之后，他马上说老公一切都好，不用担心，我开始道歉打了这个对方付费电话，乔治说了几句我当时还听不懂的话，我听懂了最后一句：I am glad you called （我很高兴你打了这个电话）。
8个月后，我也到了加拿大。老公带着我去办公室见他，他头发花白，眉目慈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一把修理得整整齐齐的山羊胡子。他当时正在弹Lute，一种有12根弦的乐器。他告诉我星期天他时常带着女儿在教会表演，女儿唱歌，他弹琴。他让我直呼其名，叫他乔治，而不是Chaconas教授。当年刚刚出国，还是满脑子师道尊严，总觉得直呼大名叫不出口，每次我见到他，总是小声地叫一声“乔治”。
在加拿大求学的7年，每一个节日，乔治和师母珍妮都把我们叫去家里跟他们一起度过。老公博士毕业后，我们去了美国加州，临行前，乔治和师母在家里办Party为我们送行。乔治是个害羞的人，他和师母准备了一桌子的饭菜，整个实验室的学生们都侃侃而谈，他就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听。
老公和乔治的生日差三天，离开加拿大的这些年，我们从加州搬到香港，他为了方便照顾家人也从伦敦搬到了卡尔加里。老公和乔治每年互发邮件祝福生日和新年，春节期间，乔治还很有心地发邮件过来拜年。他知道老公完成了博士后，也当了教授，发了好文章，每年的邮件中他总是说：“很为你高兴。”
他从未离开过北美，老公多次请他来访问，他因为得了一种不能分泌消化酶的疾病而不能成行。送儿子回加拿大读书的那一年，我们决定从温哥华开车到卡尔加里去看他。他的家在卡尔加里郊外，人口稀疏，四周都是大片的农田和野苹果树。听到发动机的声音，他便跑出来迎接我们。十几年没见，乔治老了，头发胡须都白了，笑容眼神依然慈祥温柔，他紧紧拥抱了我，能感受到他的欣喜与快乐。他告诉我们师母回去办丧事了，但是师母预备好了客房，让我们住在家里，出门前还赶早起来做了我们爱吃的甜点。
乔治一边跟老公聊着天，一边张罗着晚饭，他在阳台上点燃了烧烤炉子说：“阿尔伯塔的牛排最好，你们好多年没回来了，我烤牛排给你们。” 就像是一个老父亲等孩子们回家的感觉。
饭桌上，他还是像以前那样，静静地听老公说，实际上很多事情他都已经在每年交换的电子邮件中知道了，但是他仍然饶有兴致地听。我也终于找到机会，跟他说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对方付费电话，我说：“乔治，这个道歉迟到了很多年。那时候有点desperate，到了加拿大才知道对方付费电话多贵啊！你竟然让我们当时打电话给你，而我还真的就打了。”乔治立刻打住我的话说：“千万不要抱歉，我很高兴你打了这个电话。”那一刻，我的眼睛湿了。
告别时乔治没有说什么，只是拥抱了我们每一个人，然后站在家门口的野苹果树下，目送我们远去。车开出去很远了，还能看到他向我们挥着手。乔治是个不善言辞、连走路都喜欢挨着墙根走的纽约人。想来想去，至今我记得他说过的话还是那句“我很高兴你打了这个电话”，但是他不知道在当年远离家乡、寒窗苦读的日子里，他曾经给过我们的温暖。
或许于他，只是平常；于我们，却是恩情。
原标题：《方海伦：“我很高兴你打了这个电话”》
栏目编辑：郭影
文字编辑：刘芳 钱卫
本文作者：方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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