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仲夏，赣南山区的午后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院门“咚咚”两声，两位着军装的年轻人踏进土砖小院。正在井边淘米的赖明月愣住，粗布袖子还滴着水。来人递出一张介绍信，轻声说：“赖大嫂，组织上一直在找您，想向您了解一些往事。”屋后传来孩子们的笑闹声，她下意识抹了把额角的汗，心里却翻涌起十年前杂货店里那一幕：一张旧报纸上，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陈毅”——醒目得像闪电。
那是1959年初春，她背着病中的小儿子进镇子买药，口袋里只摸出一枚一分硬币。杂货铺掌柜看她可怜，撕下一小片麦芽糖哄孩子。临走前，她的目光撞见柜台上的《人民日报》，照片里的人穿中山装、戴眼镜，笑容依旧爽朗。赖明月心口猛地一震：“是他……陈毅，还活着！”一句低低的呢喃，只被糖纸轻轻遮住。
时针往回拨二十七年。1929年春，兴国县茶山碧绿，红军宣传队打起锣鼓进村。十四岁的赖明月洗完衣服，跟在人群后面听几句号召就红了眼眶。母亲早亡，父亲染上鸦片，她想跳出命运的枷锁，便偷偷从谢家童养媳的灶房溜走，到苏维埃政府报名。整队挖战壕、抄誓词，她样样抢在前头，1931年当上区妇女改善委员会主任。
1932年秋，宁都前线慰问演出。台下那位四川口音的宽脸首长一连鼓掌三次，还大声起哄：“同志，再来一段！”她唱完《十送红军》下台，悄悄问演员长：“那人谁呀？”答曰：“陈毅。”一句“原来没什么架子嘛”，在她心里播下一颗芽。重阳节，两人在瑞金简朴成婚，鞭炮不够，把手榴弹拆掉引线当礼炮，战士们说：“这才配革命的喜事！”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告急。赖明月冒雨赶到瑞金，推门看见陈毅受伤，腿吊在木架上还批文件。她忍不住哭，陈毅把她揽进怀里：“闹革命，磕碰点皮算什么。”不过诀别来得太快，中央命他留下坚持游击，她被编进地方工作队。分别前夜，陈毅只说了八个字：“好好活着，我来找你。”可很快，白色恐怖笼罩赣南。赖明月藏进后山躲搜捕，辗转逃亡，最终被父亲抓回村里，嫁给一位老实的补鞋匠。至此，她与外界的红色联系被无情切断。
另一边，陈毅率部突围北上。1937年10月，他两度回兴国寻妻，得到的却是“投井殉难”的传闻。昏黄油灯下，他写下忧伤诗句“战争艰难还剩我”。把诗塞进行囊，他转身赴抗日前线。就在这段岁月里，年仅十六岁的张茜以“春兰”之名在战地服务团唱《松花江上》。陈毅开完会，随口一句“这小鬼头唱得好”，却在心里泛起久违的暖意。几封情诗来往，1940年元月的皖南山野，陈毅与张茜成婚，新娘子脚上还穿着绣着兰花的草鞋。多年后两人在北京安家，儿女绕膝，看似圆满。
命运却悄悄埋好暗线。赖明月替补鞋匠操持家计，白天赶集修鞋，夜里抱着孩子哄睡，偶尔望向窗外，耳边似乎又响起陈毅的川蜀调：“田螺妹子，唱一个嘛。”那报纸带来的震惊如同闷雷，她想去北京，可路费、车票、通信地址，样样拦在面前。补鞋匠沉默半晌，对她说：“想好了再走，孩子不能没娘。”孩子们哭声一起，她终究放下行囊。两年后，她鼓起勇气写信北上，信却石沉大海——那时正是风浪最急的日子，陈毅也身陷漩涡，普通来信无人敢冒然呈报。
回到1969年。两名军人坐在土凳上，开门见山：“陈老总误以为您牺牲，党内也一直没有您的确切消息。这次来，是想把情况查清。”赖明月合掌放腿上，声音细得几乎听不见：“我只有一个愿望，见他一面。”话毕，屋里只剩雨点敲瓦的细响。领队尴尬地低头：“目前他身体欠佳，又在特殊时期，不便相见。请理解。”赖明月抬头，眼里没泪，只剩倦意：“我懂。帮我捎句话——让他别自责，我过得去。”
1972年1月，寒潮铺天而至。县广播站高音喇叭播报“陈毅同志逝世”，山村上空久久回荡。赖明月呆坐门槛，一截半旧的香插在瓦钵里，灰白的烟袅袅直上。多年心事，终成一缕青烟随风散去。她抚摸着用废皮缝制的旧鞋底，嘴里轻声哼起当年慰问队的山歌，余音在小院转悠，月色有些涩，却依旧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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