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好，打扰一下，那位乘客的手机好像掉了。” 这句话，林默在心里演练了无数遍。
他不知道，当空乘捡起那部制造了五小时噪音的手机时，屏幕上亮起的一行字，让我瞬间如遭雷击。
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空调的冷风安静地流动，地毯厚实得能吸走所有脚步声。这是一个用金钱和地位砌成的、与外界喧嚣隔绝的孤岛。
我叫林默，三十二岁，一名律师。此刻，我正坐在这座孤岛最偏僻的角落，头上戴着一副价格不菲的专业级降噪耳机。我试图隔绝一切，隔绝远处咖啡机研磨的轻响，隔绝侍者轻柔的脚步，隔绝邻座商人低声的电话会议。
我最想隔绝的，是我自己脑海中的噪音。
耳机里没有播放巴赫或者海顿，只有一段循环往复的、充满了“滋啦”声的音频。那是一段时长仅有三分零七秒的手机录音，音质糟糕得仿佛是从深海打捞上来的遗物。
这段音频，来自一个叫小刚的年轻人的手机。两个月前，二十四岁的小刚在一家名为“华科制造”的大型工厂里，因一场突发的机械故障而丧生。公司方迅速给出了结论：员工小刚不遵守操作规程，违规作业，导致了这起不幸的事故，责任完全在个人。
小刚的母亲，张阿姨，是我母亲的老邻居。一个朴实善良的女人，在半生辛劳后，唯一的儿子就是她的全世界。她不相信从小听话懂事、在厂里屡获表彰的儿子会“违规作业”。她拿着小刚破碎的手机找到我，哭得几乎晕厥。
在手机的残骸里，技术人员奇迹般地恢复了这段录音。这是事故发生前几分钟，小刚与车间主任的对话。小刚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偷偷按下了录音键。
可是，录音的背景是车间里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两人的对话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动用了我能找到的所有专业软件，才勉强将大部分对话内容分离出来。
“……不行啊，主任，这批零件的公差有问题，按规程必须停机检查……”这是小刚焦急的声音。
“……让你干你就干，哪那么多废话！上面催得紧……”这是车间主任不耐烦的咆哮。
“……可是，上次就差点出事了！这不合规矩，万一……”
“……这是李总亲口下的命令……出了事他担着！你签不签字？”
“李总”，华科制造的总经理李建国。一个在当地手眼通天的人物。录音里最关键的部分，就在于车间主任转述李建国命令的那句话。我反复听了上千遍，那句话被尖锐的电流声干扰，尤其是一个决定性的动词，始终模糊不清。
“……让我们...安全协议……”
这个词，是“绕过”？是“忽略”？还是“暂停”？这个词的清晰与否，直接决定了这起案件的性质。是企业管理疏忽，还是高层领导明知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却为了赶工期而强迫工人违规操作。前者是赔偿金额的多少问题，后者，则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次飞行上。我要去见的，是国内一位顶尖的音频技术专家，据说他能从最细微的声纹中剥离出被掩盖的真相。这五个小时的航程，是我最后的准备时间。我需要用我的笔记本电脑，对音频做最后一次算法筛选，把所有可能性都标记出来，以便和专家进行最高效的沟通。
我需要绝对的安静，绝对的专注。
登机广播响起，我收起电脑，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随着人流走向登机口。我的座位是15A，靠窗。我特意选的，就是为了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能让我靠着舷窗，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刚坐下，一股浓烈的香水味就冲了过来。一个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女人在我旁边的15B座位坐下。她大约四五十岁的年纪，穿着裁剪得体的名牌套装，手腕上戴着一串硕大的翡翠手镯，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晃动。
她就是王丽，虽然那时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
她一坐下，甚至没等飞机舱门关闭，就掏出手机，开始大声打电话。
“哎呀，烦死了，又延误！你们到机场没有？……早点到等着！我这趟累死了，回去得好好做个水疗……”
她的声音尖锐而响亮，充满了不耐烦和一种理所当然的优越感，仿佛整个机舱都是她家的客厅。
我微微皱起了眉头，心里那股不祥的预感，像缓慢涨起的潮水，一点点漫了上来。
飞机在跑道上加速，巨大的轰鸣声短暂地压倒了机舱内的一切声音。当飞机终于挣脱地心引力，呼啸着冲上云霄时，我的内心甚至有一丝感激。
可惜，这份宁静转瞬即逝。
当飞机进入平飞状态，安全带指示灯熄灭后，王丽结束了她的电话。我以为折磨总算可以告一段落，天真地戴上耳机，准备开始我的工作。
我错了。
王丽从她那个爱马仕手提包里拿出手机和充电宝，熟练地接上，然后点开了一个视频软件。下一秒，一阵嘹亮又熟悉的古装剧片头曲响彻了整个空间。
她竟然没有插耳机。
她把手机靠在放倒的小桌板上，双臂抱在胸前，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音量被调到了接近最大的程度。
“大胆奴才！竟敢对本宫无礼！”
“皇上！臣妾是冤枉的啊！”
尖锐的女声，配上古筝和琵琶营造的紧张配乐，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小刀，轻易地刺穿了我顶级降噪耳机的防线。我的耳机能过滤掉引擎的持续轰鸣，却无法抵御这种突发、高频、充满情绪的人声。
我电脑屏幕上的声波图在微微起伏，而我耳机里，小刚那微弱的、充满焦虑的争辩声，被邻座手机里传来的“赏一丈红！”的尖叫声彻底淹没。
那感觉，就像一个心脏外科医生正在进行最精细的血管缝合手术，旁边却有人在用电钻钻墙。
我的血液开始冲上头顶，一股怒火“腾”地一下烧了起来。我是一个律师，我知道如何用最文明、最有效的方式去沟通和维权。我摘下耳机，准备开口。
我转过头，酝酿着措辞。是礼貌地提醒“女士，能麻烦您戴上耳机吗”，还是温和地暗示“您好，这个声音稍微有点大”。
恰好，她看的剧情到了一个高潮。一个妃子被掌掴，她看得兴高采烈，甚至“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一边笑还一边拍着自己的大腿。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那块小小的屏幕上，对我投过去的目光视若无睹。
她沉浸在她的世界里，那个世界里，没有别人。
我张开的嘴又闭上了。多年的职业素养在最后一刻拉住了我。我告诉自己，冷静，林默，冷静。不要在公共场合制造冲突，不要为了一件可以忍耐的“小事”，影响你接下来更重要的任务。也许，她只是看一小会儿。
我重新戴上耳机，把自己的音乐播放音量调大了一些，试图用巴赫的严谨来对抗宫斗的喧嚣。
结果，这只是让两种截然不同的噪音在我的颅内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战争。左边是逻辑严密的复调音乐，右边是声嘶力竭的争宠哭喊，中间夹杂着我需要分辨的、细如游丝的录音。
不到十分钟，我的额角开始突突直跳，胃里也一阵翻江倒海。
我放弃了。我关掉了自己所有的音频，只是戴着耳机，希望能起到一点物理隔音的作用。
空乘开始分发午餐。年轻的空乘小陈推着餐车过来，她的脸上挂着职业化的微笑。当她把餐盘递给我时，我特意用眼神看了看她，又看了一眼旁边噪音的源头。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恳切的求助。
小陈显然也注意到了。她把餐盘递给王丽时，身体微微前倾，用尽可能温和的声音说：“女士，您好。为了不打扰到其他乘客休息，能麻烦您使用一下耳机吗？”
我的心里升起一丝希望。
王丽甚至没有从屏幕上抬起眼皮，只是极其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像驱赶一只苍蝇。“知道了知道了，我这集马上看完了。”她的语气里，听不出一丝一毫的歉意或配合。
小陈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和无奈。她看了看我，给了我一个抱歉的眼神，然后便推着餐车继续往前走了。航空公司的规定里，对于这种“噪音骚扰”并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劝阻无效后，她们能做的也十分有限。
希望的火苗，就这么被一阵敷衍的挥手给扇灭了。
接下来的时间，对我而言，是名副其实的无声酷刑。
“马上看完”的一集，变成了一集又一集。宫斗剧结束了，又换成了一部情节夸张的家庭伦理剧。婆婆和媳妇的争吵，丈夫和小三的纠缠，伴随着各种戏剧性的摔东西、扇耳光、声嘶力竭的对白，循环上演。
我彻底放弃了在飞机上工作的念头。那台承载着张阿姨全部希望的笔记本电脑，被我合上，默默地塞回了公文包里。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绑在椅子上的人，被迫观看一场自己最讨厌的、永不落幕的闹剧。焦虑、愤怒、无助，各种情绪在我胸中翻滚，最后，都沉淀为一种冰冷的绝望。
我可能会输掉这场官司。而输掉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技不如人，不是因为证据不足，而是因为这长达五个小时、无法摆脱的噪音，摧毁了我上飞机前最后的专注和锐气。
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
在无尽的煎熬中，我的情绪反而慢慢平复了。愤怒的岩浆冷却后，剩下的是坚硬而冰冷的岩石。我的大脑停止了和噪音的对抗，转而进入了另一种工作模式。
那是我的职业本能——观察。
当我无法改变环境时，我就开始分析环境。当我无法战胜对手时，我就开始解构对手。
我开始冷静地，甚至可以说是冷酷地，观察我身边的这位女士。
她的手机壳是定制的，粉色的底子上，用碎钻镶嵌出一个花体的字母“L”。这个字母设计得有些夸张，在机舱的光线下闪着廉价又刺眼的光。
她看剧的时候，有一些下意识的小动作。看到紧张处，她会用右手食指的指甲，无意识地刮擦手机的金属边框。看到无聊的情节，她会拿起手机，刷一刷社交软件，然后心不在焉地把手机放回原处。
为了找到一个最舒服的观看角度，她尝试了好几个位置。最后，她发现把手机下半部分塞进座椅扶手和机舱壁的缝隙里，上半部分斜靠在扶手上，是一个完美的免提支架。
那个位置，非常微妙。
飞机的座椅缝隙，向来是各种细小物品的坟墓。那个缝隙很深，连接着座椅内部复杂的机械结构。手机以那样的角度斜放着，只要飞机遇到一点颠簸，或者她起身时稍微有个不经意的触碰，就极有可能滑进去。
滑进那个深邃、黑暗、无法轻易触及的缝隙里。
一个念头，像一颗冰冷的、坚硬的种子，在我心中悄然落下。
我不再焦躁，不再愤怒。我只是静静地看着，看着窗外的云层从洁白变得昏黄，看着机舱内的灯光亮起，看着她手机的电量从百分之八十掉到百分之二十。
我看着她把最后一口飞机餐里的哈密瓜吃掉，然后心满意足地打了个嗝。
我看着她看完最后一集电视剧，长舒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
这五个小时，我一言不发。像一个耐心的猎人，在等待一个必然会到来的时机。
飞机开始下降，机翼划破浓厚的云层，城市的灯火在下方织成一片金色的网络。广播里传来了空乘温柔的提示音，提醒乘客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准备降落。
王丽终于关掉了她的手机。她拿出化妆镜和口红，开始仔细地补妆，仿佛即将出席一场盛大的晚宴。接着，她又掏出手机，拨通了电话，声音不大，但那股颐指气使的劲头丝毫未减。
“喂？我们落地了，你到哪了？……行了，就在国内到达X号口等着，我马上出来。”
她说话的时候，为了方便拿出口红，顺手将手机放在了那个她自创的“完美支架”上——一半悬空，一半卡在座椅缝隙的边缘。
我始终一言不发，像一尊沉默的雕像，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死死地盯着那个闪着碎钻光芒的手机壳。
飞机轮胎接触地面，发出一声沉稳的摩擦声。巨大的惯性让机舱里的一切都轻微地震动了一下。
我看到，那部手机，晃了晃，向缝隙深处滑进去了一厘米。
它停住了，悬在一个更加危险的边缘。
飞机滑行，转弯，最终停靠在廊桥旁。舱门打开的声音，像是这场漫长酷刑的终场哨。
王丽迫不及待地解开安全带，站起身，从头顶的行李架上取下她那个昂贵的手提包。她一边整理着自己的丝巾，一边昂首挺胸地挤进了准备下机的人流中，自始至终，没有回头再看一眼她的座位。
她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机舱门口。
我没有动。我静静地坐在座位上，等到过道里的人流变得稀疏，等到周围的乘客都走得差不多了，才缓缓地站起身，拿上我的公文包。
我没有直接走向出口。
我转身，走向了机舱的前部，拦住了正在门口微笑着送客的空乘小陈。
她看到我，脸上的笑容带上了一丝歉意，显然还记得之前那段不愉快的插曲。
我深吸一口气，用一种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的、平静到近乎冷漠的语气说：
“你好，打扰一下。刚才坐我旁边15B座的那位乘客，好像把手机落在座椅缝隙里了。”
小陈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神色。“好的，先生，谢谢您的提醒！”她立刻转身，拿起挂在壁上的内部通话机，呼叫了另一位同事，并拿着专用的手电筒和长柄夹，快步走向了那个座位。
我没有离开。我装作在慢条斯理地整理自己的背包，站在过道的中央，目光却越过其他乘客的头顶，紧紧锁住15B座的方向。
我看到小陈用手电筒往里照了照，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那个缝隙比想象中更深，更复杂。另一位男乘务员也赶了过来，两人一起研究着，试图用长柄夹把它夹出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手心微微出汗。这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我原本的剧本是，手机掉进去，她找不到，等她发现时，飞机已经准备飞往下一站。她只能在目的地抓狂、报警、联系航空公司，经历一系列繁琐而闹心的流程。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为了平衡我内心愤怒的小小报复。
这时，男乘务员似乎找到了窍门，他调整了一下座椅的某个机关，缝隙被撑大了一点。小陈看准时机，用夹子稳稳地夹住了手机，小心翼翼地将它从座椅深处的机械结构中提了出来。
在手机被拿起的瞬间，也许是夹子的触碰，也许是重力感应，它的屏幕，“唰”地一下自动亮了起来。
一条刚刚弹出的即时消息，清晰地显示在了锁屏界面上。
周围的光线有些昏暗，但我是一个律师，我的视力经过了无数份小字号合同的锤炼，敏锐得像鹰。
我只是随意地，甚至是带着一丝完成恶作剧后快感地瞥了一眼。
就是这一眼，让我感觉浑身的血液似乎都在一瞬间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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