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5年的春天，来得似乎比往年要晚一些。
我叫陈援朝，二十二岁，刚刚从部队退伍，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
村里的土路，还是那么泥泞。乡亲们的脸上，还是那种被黄土和岁月磨砺出来的、朴实而又麻木的表情。
按照爹娘的想法，我应该用那笔不多的退伍金，娶个媳妇，然后像他们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我不甘心。
在部队的几年，我见过外面的世界。我知道，在这片土地之外，有高楼，有汽车，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充满无限可能的新天地。
我跟爹娘大吵了一架。
最后，我背上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揣着兜里那皱巴巴的几十块钱，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开往省城滨江市的绿皮火车。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坐火车。
车厢里，拥挤得像一个巨大的沙丁鱼罐头。空气中，混杂着汗味、烟味、泡面味，还有孩子们的哭闹声。
我凭着在部队里练就的一身力气，好不容易在人缝中挤到了一个靠窗的硬座。
我把帆布包紧紧地抱在怀里，那里装着我的全部家当，和我对未来的所有憧憬。
火车“况且况且”地开动了。窗外的景物，开始缓缓地向后退去。
我看着那些熟悉的田野和村庄，离我越来越远，心里既有对未知的兴奋，也有一丝离家的伤感。
就在这时，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回过头，看到一个约莫五十岁的大娘，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被挤在过道的人群里，东倒西歪。
大娘的脸色很憔悴，额头上布满了汗珠。她怀里的孩子，因为车厢里空气憋闷，哭得小脸通红。
她一边吃力地保持着平衡，一边笨拙地哄着孩子。
“乖，宝宝不哭，不哭啊……”
周围的人，都用一种不耐烦的眼神看着她，却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我看着她那副狼狈的样子，心里有些不忍。
我想起了我的娘。她每次送我出远门，也是这副操心劳累的模样。
我站起身，拍了拍那位大娘的肩膀。
“大娘，您坐这儿吧。”
大娘愣了一下，连连摆手：“那怎么行，小伙子，你这……”
“没事儿，”我把她扶到座位上，自己则退到了过道里，“您抱着孩子，不方便。我年轻，站站没事。”
大娘千恩万谢地坐下了。孩子到了一个相对宽敞的环境，也渐渐停止了哭泣。
从白天到黑夜，火车穿过了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
我靠在车厢连接处那冰冷的铁皮上，站得双腿都快失去了知觉。
夜深了，车厢里大部分的人都睡着了。此起彼伏的鼾声，和火车行驶的节奏，交织在一起。
中途在一个小站停车时，上来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男人。他摇摇晃晃地挤过人群，看到抱着孩子打盹的孙大娘，眼中闪过一丝不怀好意的光。
“嘿，大妹子，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吧？来，哥们儿帮你抱抱。”男人说着，伸出那只油腻腻的手，就想去碰那个熟睡的婴儿。
孙大娘被惊醒，吓得往后一缩，死死地护住怀里的孩子。
“你……你想干什么？”
周围的人都醒了，却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冷眼旁观。
我看不下去了。
我从车厢连接处挤了过去，一把抓住了那个醉汉的手腕。
“这位大哥，喝多了吧？人家大娘带着孩子，你别吓着孩子。”我的声音不大，但很冷。
醉汉被我抓得手腕生疼，借着酒劲就想发作。
“你谁啊？敢管老子的闲事？”
我没有说话，只是手上加了几分力道。那是我在部队里练出来的擒拿手，专门对付这种角色。
醉汉疼得龇牙咧嘴，脸都白了。
“好汉……好汉饶命……我……我错了……”
我松开手，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再敢胡搅蛮缠，我就把你从这车上扔下去。”
醉汉被我吓破了胆，连滚带爬地挤到另一节车厢去了。
车厢里，又恢复了平静。
孙大娘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感激。
“小伙子，谢谢你。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事儿，大娘。”我笑了笑，又退回到了我的角落。
我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夜色，心里一遍遍地描摹着省城的模样。
它会是什么样的呢？
是不是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是不是街上跑的都是小汽车？我是不是真的能在那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期间，大娘醒了几次。她看我一直站着，过意不去，非要把座位还给我。
“小伙子，你快来坐会儿吧。你都站了一天一夜了，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啊。”
我笑着拒绝了。
“大娘，我没事儿，在部队里站岗，一站就是一宿，早习惯了。”
我帮她去接了开水，泡了她自己带的干馍。看她吃得艰难，我又从我的帆布包里，拿出了我娘特意为我烙的几个白面饼，分给了她。
“大娘，吃这个吧，软和。”
孙大娘看着手里的白面饼，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孩子，你真是个好人。”
我们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聊了几句。
我知道了她叫孙慧兰，是去滨江市探望她爱人的。她的爱人，在滨江一个很重要的单位工作，常年不回家。
我告诉她，我叫陈援朝，是去省城找活干的。
她听了，叹了口气，用一种很怜惜的眼神看着我。
“孩子，城里不好混啊。出门在外，要多长个心眼。”
火车即将到达滨江站。天，已经蒙蒙亮了。
孙大娘抱着熟睡的孩子，准备下车。
临走前，她拉住我，从随身带着的一个蓝色土布包里，拿出一支小小的英雄牌钢笔。她四下看了看，从座位底下捡起一小角被人丢弃的报纸，在空白处，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一串电话号码。
她把那张纸条，郑重地塞到我的手里。
“小伙子，你是个好人。大娘也没什么能报答你的。这是我爱人的电话，你记好了。以后在城里，要是有什么实在过不去的坎，就打这个电话找他。”
我看着手心里那张薄薄的纸条，心里有些感动，但也没太当回事。
我觉得，这不过是她的一句客套话。
一个大娘的爱人，能有什么天大的本事呢？
我笑着点了点头，随手将那张纸条，塞进了我衬衫最贴身的那个口袋里。
我没有想到，就是这张被我随手塞进口袋的纸条，在不久之后，会彻底改变我一生的命运。
滨江市，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繁华。
宽阔的马路上，跑着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的公交车和“伏尔加”小轿车。街道两旁，是林立的商店和高大的楼房。
我站在火车站的广场上，看着来来往往的、穿着时髦的人群，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格格不入。
我按照地址，找到了我在钢厂工作的远房表叔。
表叔一家很热情，但当我说出我想在城里找个活干的想法时，表叔的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
“援朝啊，不是叔不帮你。现在这城里，工作不好找啊。到处都是等着安排工作的待业青年。没有城市户口，没有过硬的关系，连个扫大街的活儿，都轮不到咱们啊。”
表叔的话，像一盆冷水，将我心中的热情，浇灭了大半。
我在表叔家住了几天，便不好意思再打扰。他帮我在厂区附近，找了一个专门租给外来务工人员的简陋招待所。
一个大房间，摆着十几张上下铺的铁架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汗味和脚臭味。
在这里，我遇到了我的同乡，刘胜利。
刘胜利比我早来滨江两年。他脑子活，嘴巴甜，靠着倒卖一些的确良布票、粮票之类的紧俏商品，已经混得油头滑面。
他穿着一件时髦的喇叭裤，嘴里叼着一根“大前门”，见到我，热情地拍着我的肩膀。
“援朝？你小子怎么也来了？不在家好好种地，跑这儿来凑什么热闹？”
他嘴上说着热情的话，但眼神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
我知道，他看不起我这个“死脑筋”的退伍兵。
在招待所住下的日子，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老乡们，去劳务市场找出路。
可是，现实远比我想象的要残酷。
没有户口，没有关系，没有一技之长，我能干的，只有那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苦力活。
最后，还是一个老乡看我可怜，把我介绍到了郊区一个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
活儿是搬砖。
每天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天黑。一块砖五分钱，一天下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也只能赚个三四块钱。
虽然辛苦，但总算能糊口。我把大部分的工钱都攒了下来，希望能早日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
在工地上，我认识了食堂里一个叫小琴的姑娘。
她和我年纪相仿，也是从农村来的。她长得不漂亮，但眼睛很干净，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她似乎对我这个不爱说话、只知道埋头干活的退伍兵，很有好感。
每次我去打饭，她都会偷偷地多给我舀一勺肉。
有时候下雨天不出工，我俩会坐在工棚的屋檐下，聊聊天。我跟她讲部队里的事，她跟我说她家乡的趣闻。
那段日子，虽然清苦，但因为有了小琴的存在，我的心里，总还是有一丝甜的。
我以为，我的生活，就会这样在辛苦和一丝丝的甜蜜中，慢慢地好起来。
可我没想到，麻烦，很快就找上了我。
那天，刘胜利突然找到了工地上。
他拉着我，神神秘秘地把我拽到一个没人的角落。
“援朝，哥们儿这儿有个发大财的机会，干不干？”
他从怀里掏出几张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票，在我眼前晃了晃。
“看到没？这可是硬通货。我有个路子，能搞到一批‘内部价’的。咱们把它们倒手一卖，一张票，就能赚这个数！”他说着，伸出了五根手指。
五十块！
我当时一个月的工钱，也才一百出头。
我的呼吸，瞬间就急促了。
“胜利哥，这……这靠谱吗？”
“怎么不靠谱？”刘胜利拍着胸脯，“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我告诉你，这机会可不是谁都有的。我看你是我老乡，又是个退伍兵，信得过，才拉你一起干的。你要是没胆子，就算了。”
我犹豫了。
我知道，这是投机倒把，是犯法的。在部队里受的教育，让我对这种事，有着本能的抗拒。
可是，那五十块钱的诱惑，又像一个魔鬼，在我耳边不停地低语。
我想起了还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爹娘，我想起了小琴那双干净的眼睛，我想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个像样的家。
靠搬砖，要何年何月？
最终，贪婪战胜了理智。
我咬了咬牙，把我那辛辛苦苦攒下的一百五十块退伍金，全部取了出来，交给了刘胜利。
“胜利哥，我就这点家当了，全靠你了。”
“放心吧！”刘胜利接过钱，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就等着分钱吧！”
我把钱交给刘胜利后，整个人都处于一种兴奋和不安交织的状态。
晚上躺在招待所那嘎吱作响的铁架床上，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脑子里一会儿是刘胜利描述的发财美梦，一会儿又是在部队里指导员教导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请了假，跟工头说家里来了急电，老娘病了，得回去一趟。工头不耐烦地挥挥手，准了。
我请了假，在招待所里，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好消息。
第一天，我坐立不安。每当楼道里传来脚步声，我都会立刻竖起耳朵，以为是刘胜利回来了。可每一次，都只是失望。
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个无所事事的傻瓜，我把招待所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同住的工友们都开玩笑说：“援朝，你这是等着娶媳妇呢？”
我只能嘿嘿地傻笑，心里的煎熬却只有自己知道。
可我等了一天，两天……
到了第三天，我彻底坐不住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像一条毒蛇，缠住了我的心脏。
刘胜利，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
我慌了。
我发疯似的冲出招待所，第一站就去了他之前租住的那个大杂院。
开门的是个胖乎乎的房东大婶，她正嗑着瓜子。
“找谁啊？”
“大婶，我找刘胜利，他住这儿吧？”我气喘吁吁地问。
房东大婶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撇了撇嘴：“刘胜利？早搬走啦！三天前就把房退了，说是发了笔大财，要去住大饭店咯！”
发了笔大财？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我跑到他之前经常倒卖票证的黑市，那些“道上”的人，都说好几天没见过他了。
一个蹲在墙角抽着旱烟的老头，斜着眼看了看我。
“小伙子，你也是被刘胜利那小子给坑了吧？”
我愣住了。
老头磕了磕烟斗：“那小子就是个地道的骗子，坑蒙拐骗，什么都干。前两天听说他弄到了一大笔钱，估计早就跑到南方去了。你啊，就当是花钱买个教训吧。”
花钱买个教训？
那可是一百五十块！是我在部队里省吃俭用，是我在工地上流血流汗，辛辛苦苦攒下的全部家当！
我终于明白，我被骗了。
我像个傻子一样，被那个我视作“老乡”的刘胜利，骗得一干二净。
我被我那个“好老乡”，骗得血本无归。
我失魂落魄地往工地的方向走。一路上，我甚至想过去派出所报案。可是，我拿什么报案呢？我们干的本就是投机倒把的勾当，我自己也不干净。去报案，搞不好连我自己都得被抓进去。
而更糟的还在后面。
等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工地，工头看到我，直接把我的铺盖卷，从工棚里扔了出来。
那床破旧的棉被，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重重地摔在泥地里，溅起一片泥点子。
“陈援朝，你小子行啊！一声不吭就旷工好几天！你还想不想干了？不想干就赶紧给我滚蛋！多的是人等着干你的活儿！”工头叉着腰，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了。
“头儿，我……我家里真有急事……”我还想解释。
“别跟我来这套！”工头不耐烦地打断我，“老子不管你家里是死人还是活人！工地有工地的规矩！三天无故旷工，按自动离职处理！这个月的工钱，你也别想要了！”
不给我工钱？那我这个月就白干了？
“头儿，你不能这样！我干了二十多天的活儿，你不能一分钱都不给我！”我急了。
“就不给你了，怎么着？”工头一脸蛮横，“你要是再敢在这儿跟我掰扯，信不信我让兄弟们把你腿打断！”
他身后，几个膀大腰圆的工人，已经围了上来，眼神不善地看着我。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了肉里。
在部队里，我学的是保家卫国，学的是服从命令。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沦落到被一个工头如此欺压和羞辱的地步。
就在我几乎要忍不住动手的时候，小琴端着一盆洗好的菜，从食堂里走了出来。
她看到眼前这一幕，愣住了。
“头儿，你们这是干什么？”
“小琴，这没你的事，一边儿去。”工头不耐烦地挥挥手。
小琴却没有走。她放下盆，走到我身边，用一种哀求的语气对工头说：“头儿，援朝他不是故意的，他家里是真的有事。您就饶了他这一次吧。工钱您就别扣了，他……他也不容易。”
工头看了看小琴，又看了看我，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怀好意的光。
“哟，小琴，你这是在替你这小情郎求情啊？行啊，看在你的面子上，工钱我可以给他结了。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今天晚上，你陪我喝两杯。把我伺候高兴了，别说他的工钱，我再额外多给你包个红包。”工头说着，伸出那只油腻腻的手，就想去摸小琴的脸。
我再也忍不住了。
“你他妈的找死！”
我怒吼一声，一脚就踹在了工头的肚子上。
我虽然瘦，但在部队里练就的力气还在。那一脚，直接把一百七八十斤的工头，踹得倒退了好几步，一屁股坐在了泥地里。
整个工地，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被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给惊呆了。
“反了！反了！给我打！往死里打！”工头捂着肚子，面目狰狞地咆哮起来。
那几个工人，如梦初醒，挥舞着手里的铁锹和木棍，就向我冲了过来。
我把小琴护在身后，赤手空拳地，和他们扭打在了一起。
就这样，我不仅赔光了所有的积蓄，还失去了唯一能够糊口的工作。
深秋的滨江市，已经有了凉意。
我背着那个破旧的帆布包，茫然地走在陌生的街头。
天大地大，却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我被刘胜利骗光了钱，又被工头赶了出来。招待所是回不去了，因为我连下一周的房租都付不起。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这个城市的繁华，像一幅与我无关的画卷。
我看着商店橱窗里，那些穿着漂亮衣服的假人模特，看着饭店里，那些推杯换盏、满面红光的食客，第一次感到了刺骨的孤独和绝望。
我像一个幽灵，在这个不属于我的城市里游荡。
那天晚上，下起了淅淅沥沥的秋雨。
我找不到躲雨的地方，只能蜷缩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用帆布包挡着头。
雨水浸湿了我的衣服，冰冷的寒意，一点点侵入我的骨髓。
祸不单行。
第二天，我就发起了高烧。
我浑身滚烫，头痛欲裂，躺在桥洞底下，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以为，我就要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了。
就在我意识模糊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焦急地呼唤着我的名字。
“援朝！陈援朝！你醒醒！”
是小琴。
她不知怎么找到了这里。
她看到我这副样子，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她二话不说，搀扶着我，几乎是半拖半拽地，把我送到了附近一家小诊所。
诊所的医生，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他给我量了体温，听了听心跳，皱着眉头说：“烧得很厉害，肺炎。要打针，还要吃药。”
我躺在病床上，虚弱地对小琴说：“小琴，谢谢你。可是……我没钱。”
小琴什么也没说，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用手帕包得整整齐齐的小布包。
她打开布包，里面是她辛辛苦苦攒下的、几十块零零碎碎的钱。
她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医生。
“大夫，求求您，一定要治好他。”
在小诊所里躺了两天，我的烧，总算是退了。
这两天，小琴每天都来看我。她给我带来了热腾腾的饭菜，还给我换洗了那身早已脏得不成样子的衣服。
我看着她忙碌的身影，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感激，感动，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男人，深深的羞愧和无力。
我连自己都养不活，还要连累一个姑娘家为我操心。
病好后，我离开了诊所。
我不能再拖累小琴了。
我发了疯似的，开始找工作。
我去了码头，想去扛大包。可那些码头工人，看我瘦得像根竹竿，都嘲笑我，不让我干。
我去了饭店，想去洗盘子。可老板嫌我没有健康证，把我赶了出来。
我像一只无头苍蝇，在这个城市里，四处碰壁。
我身上的钱，很快就花光了。
我开始尝到了饥饿的滋味。
我睡在桥洞下，睡在公园的长椅上，甚至睡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
我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退伍军人，彻底沦落成了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
尊严，理想，未来……这些曾经在我脑海里闪闪发光的词语，如今，都变得那么可笑，那么遥不可及。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蜷缩在一个桥洞底下，又冷又饿，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我不甘心。
我真的不甘心就这么窝囊地死去。
我下意识地，摸遍了全身的口袋，希望能找到一毛钱，去买一个热乎乎的馒头。
可我摸遍了所有口袋，只摸到了一张被汗水浸得有些模糊、皱巴巴的纸条。
是孙大姨在火车上给我的那张。
我看着那串早已烂熟于心的电话号码，心中涌起一股荒谬的感觉。
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吗？
一个素昧平生的大娘的爱人？
他会帮我吗？
他能帮我吗？
或者，这根本就是一句客套话，我打过去，只会被当成一个骗子？
我的心里，天人交战。
自尊心告诉我，一个堂堂七尺男儿，怎么能去向一个陌生人开口求助？
可是，肚子里那火烧火燎的饥饿感，和那刺骨的寒冷，又在不停地摧残着我最后的理智。
最终，求生的本能，战胜了一切。
我从地上爬起来，用冻得僵硬的手，撑着墙壁，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街角那个还亮着灯的公用电话亭。
我揣着身上最后的几毛钱硬币，投进了电话机。
冰冷的金属碰撞声，在寂静的雪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我的手，抖得几乎无法握住那黑色的听筒。我对着那张早已被我捏得不成样子的纸条，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艰难地拨了过去。
“嘟……嘟……嘟……”
漫长的等待音，像一把锤子，一声声地敲打在我脆弱的神经上。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电话，接通了。
听筒里，传来一个沉稳而又威严的男声。
“喂，哪位？”
仅仅是两个字，就让我感到了一股莫名的压力。那是一种久居上位者才有的、不怒自威的气场。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我深吸一口气，用冻得有些僵硬的舌头，结结巴巴地开口。
“叔叔……您好。我……我是在火车上，认识孙大娘的一个年轻人。我叫陈援朝。她……她给了我这个号码，说……说有困难可以找您……”
我的声音，因为紧张和寒冷，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
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那沉默，像一只无形的手，一点点地，捏碎了我心中那最后一点可笑的希望。
我觉得自己真是傻透了。
人家家大业大，怎么可能还记得几个月前，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个无名小卒？
这根本就是一句客套话。
我真是昏了头，才会把一句客套话，当成救命的稻草。
我的脸，火辣辣地烧了起来。窘迫和羞耻，让我恨不得立刻挂断电话，逃离这个让我无地自容的电话亭。
就在我的手指，即将碰到挂机键的那一刻，那个声音，竟再次响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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