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春，301医院的梧桐还没吐芽。午后，阳光斜照到住院部东侧的阳台，一位戴着深色眼镜、身形高大的老军人扶栏远望。他就是时任国防部副部长、68岁的王树声。
目光尽头，隔着两道楼距，彭德怀坐在藤椅里晒太阳。灰旧军大衣领口微敞，神情淡漠。王树声屏住呼吸，生怕一点声响惊动病区警卫。想说一句“彭总”，却终究只是抬手，微微晃了晃。那一刻，距离不过二十多米，却像横亘万水千山。
彭德怀抬眼，看见友人示意，便轻轻移动身子，算是回应。他没有挥手，因为身旁值班战士目光紧紧盯着。短暂对视后，两位老帅各自垂眸，阳台上一片沉默。
时间拨回七年前。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前夜，彭德怀在北京西郊机场送走外宾，返程途中顺道去了总军械部。那晚办公室灯光通明，他对刚调任三个月的王树声说：“军械口事多，不求花哨，只盯一个字——实。”语气平和，却透着笃定。王树声躬身答：“保证完成。”这是两人最后一次无顾虑的长谈。
王树声原先在武汉军区忙训练，被点名来京，并非偶然。总军械部内部技术专家多，脾气也硬，矛盾积累已久。彭德怀要找个能压得住场、又不爱摆官架子的“老资格”，名单一圈筛下来，只有王树声合适。
到任后，王树声先干了两件事。先砍冗会，把每周八个碰头会减到两个；再订“试验场日程”，凡口头争论三次以上的型号，一律拉到靶场验证。做法不花哨，却让几位副部长心服口服。十个月内，总军械部完成四项轻武器改进，空军教练机换装进度也提速。
本可住进新分的四合院，他却坚持只要平房。“房子够住就行，器材库才是命根子。”工管处拗不过，干脆把多余砖瓦挪去加固弹药库屋顶。王树声笑说：“砖头该省就省，钢板一块也不能少。”
1960年春，三年困难时期阴影笼罩。内务部门为老干部住宅地下掏防空洞，施工队探头来请示。他挥手：“停！国家缺钢筋水泥，洞口挖下去能吃吗？”妻子起初不解，他却摆手：“现在省下一寸钢筋，明天多装一箱炮弹。”施工队离开，院子留下一个浅浅土坑。
同一年，王树声被调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他倡议在院内建全国首座军事科技馆，展示现役武器。有人劝用木制模型节省经费，他坚持实物。于是，一辆T-34坦克、一架米格-15机头、一套海拔测距雷达，陆续从仓库、机场、船埠拉来。场面轰动，北大、清华学子抢着预约参观。
然而，1964年后风向突变。军事科技馆被贴上“崇洋”“技术至上”标签，馆门紧锁，设备蒙尘。王树声出面多次解释未果，只得默然。
1965年底，他因旧伤复发入院治疗，正与世事渐行渐远。也就在这年冬天，彭德怀被送进同一所医院接受“监护”。警卫封锁信息，住院楼互不往来。一次偶然，警卫员杨伯钧在走廊尽头撞见彭德怀，晚上悄悄告诉王树声。后者沉默半晌，只说一句：“想远远看看。”
第二天便出现了文首那一幕。两位戎马半生的老兵，用最克制的方式打了一个哑语招呼。短短三秒，足抵万言。
病中日子枯寂。王树声常倚阳台，遥想二十多年前的峥嵘岁月。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随彭德怀强渡乌江；1940年皖南山区夜战，他亲手抬过彭德怀的担架；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他奉命筹集火炮弹药，保证前线火力不间断。那些场景，像胶片一样闪回。
院方例行查房时，他偶尔写下几行笔记：庐山前后，人与事变化太快；但装备建设不能停，技术人才更不能断。句子并不华丽，却透露老帅心中依旧惦记的，是军队现代化那条路。
1969年，王树声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病情好转后，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原科技馆骨干，整理散落器材。他提出：“实物搬不回来，至少把数据拿回来。”即便彼时风口未转，他仍暗中保存了大批技术档案，为后来装备研发留下一线火种。
至于家庭，他向来严格。女儿王宇红1967年入伍。春节探亲，她因请假流程不合规被连长驳回。王树声亲自坐吉普车赶到营区，在传达室与女儿短谈三分钟：“部队有程序，你得按规矩来。”说罢转身离开。连队干部这才知道，眼前这位硬板凳上坐着的老人，是堂堂国防部副部长。
1974年10月，彭德怀病逝，王树声深夜在办公桌前写下一行小字：庐山一别十五载，师长仍是师长。纸条被他锁进抽屉，再未示人。四年后，自己亦因病离世。
有人感叹，这两位老帅结局黯淡；也有人说，他们的坚持最终化为火种。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从烽火年代到建设年代，他们始终把家国重任压在肩头。阳台那一抬手、那一躲闪，恰是时代残酷的剪影，也是个人情义的极限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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