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贺敏学传》《李敏回忆录》《福建党史资料》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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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春天的福建，政治风暴席卷大地。在福州西湖疗养院里，一位63岁的老革命家被人强行带走，关押在一间简陋的房间里。
他就是贺敏学，那个曾经跟随伟人上井冈山的传奇人物，贺子珍的亲哥哥。
这位江西永新走出来的革命者，从16岁考入禾川中学开始，就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中。
他见证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参加了五次反围剿，经历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他来到福建，为这片土地的建设发展献出了自己的心血。
可是在1967年那个特殊的春天，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却身陷囹圄。
83天的关押，让他的家人心急如焚。远在北京的外甥女李敏接到舅妈李立英的求助电话后，立刻向父亲汇报了这件事。
当伟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的反应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一句简单而有力的指示，改变了这位老革命的命运。
这场跨越千里的营救行动，不仅体现了革命战友间的深厚情谊，更见证了那个特殊年代里，正义与真理最终战胜邪恶的历史瞬间。
【一】永新三贺的传奇岁月
要说起贺敏学的故事，得从江西永新那个叫禾川镇的地方说起。
1904年，贺敏学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他的父亲贺焕文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温氏则是个贤惠的农村妇女。家里虽然不算富裕，但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中等人家。
贺敏学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贺子珍和贺怡。从小，贺敏学就显露出了过人的聪慧和正义感。
邻里之间要是有什么纠纷，小小年纪的他总是能说出个道理来，大家都夸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在永新县城，有一座古老的忠义祠，里面供奉着历代忠臣义士的牌位。
年幼的贺敏学经常跟着父亲去那里烧香拜佛，每次看到那些忠义之士的事迹，心中都会涌起一阵激动。
父亲告诉他："做人要有骨气，要讲忠义，不能做对不起良心的事。"这些话深深印在了贺敏学幼小的心灵里。
贺敏学在私塾里读书时，表现格外突出。他不仅记忆力好，而且理解能力强，先生教的古文诗词，他总是能很快背诵下来。更重要的是，他对那些忠君爱国的故事特别感兴趣，经常向先生请教其中的道理。
1920年，16岁的贺敏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永新禾川中学。
这所学校在当时的永新县算是最好的学校了，能考进去的都是各乡各村的佼佼者。
在这里，贺敏学遇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来自宁冈县的袁文才。
袁文才比贺敏学大一岁，长得英俊潇洒，而且很有领袖气质。
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讨论学习，更多的时候是在谈论国家大事。
那时候正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两个年轻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们经常在永新古潭忠义祠里秘密聚会，商讨如何救国救民。
贺敏学说："现在的中国太乱了，到处都是军阀，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我们读书人应该承担起拯救国家的责任。"袁文才深表赞同，两人经常谈到深夜才分别。
在禾川中学的几年里，贺敏学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他组织同学们成立了读书会，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籍，讨论社会问题。
他还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每次演讲的主题都是关于爱国和救民的，深受师生们的欢迎。
在贺敏学的影响下，他的两个妹妹也都很出色。二妹贺子珍聪明伶俐，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思想进步，经常参加一些妇女活动。
三妹贺怡虽然年纪最小，但也很有主见，从小就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勇气。
当地人都说贺家出了三个人才，称他们为"永新三贺"。
1926年，北伐军打到了永新。这对贺敏学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点。
他看到了推翻军阀统治、建立民主政府的希望，立刻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
他积极参与组织永新农民自卫武装，很快就被推选为副总指挥。
贺敏学在组织农民武装方面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
他不仅能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而且在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方面都很有办法。
在他的努力下，永新的农民自卫军很快发展到上千人，成为当地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他的妹妹贺子珍和贺怡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分别担任妇女队长和副队长。
姐妹俩组织当地的妇女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宣传革命道理，动员群众支持北伐军。一家人都投身到了革命洪流中，在当地传为佳话。
【二】井冈山上的革命情谊
1927年3月，在革命形势的感召下，23岁的贺敏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就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入党不久，贺敏学就被组织上安排担任永新县委书记。
这个职务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永新县是湘赣边界的一个战略要地，控制着通往井冈山的重要通道。
贺敏学深知责任重大，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就把永新的党组织发展得红红火火。
可是好景不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在永新，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疯狂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贺敏学和袁文才商量后，决定保存革命力量，带着队伍上井冈山。
1927年秋天，就在井冈山的茅坪，贺敏学见到了那个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人——伟人。
初次见面时，伟人给贺敏学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34岁的湖南人身材高大，眼神深邃，说话时总是深入浅出，很容易让人信服。
伟人也对这个年轻的永新县委书记印象很好。
贺敏学不仅有文化，而且实干精神很强，更重要的是，他对革命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
在那次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中，伟人详细了解了永新和整个湘赣边界的情况，对今后的斗争策略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当时井冈山上的情况很复杂。
除了伟人带来的秋收起义部队，还有袁文才、王佐的绿林武装，以及贺敏学这样的地方党组织。
如何把这些不同背景的力量整合起来，是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贺敏学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他既是袁文才的同窗好友，又是中国共产党员，还熟悉当地的情况，自然成了各方沟通的纽带。
在他的撮合下，经过反复协商，袁文才、王佐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伟人对贺敏学的工作能力和政治觉悟都很欣赏，经常找他谈话，商讨革命策略。
有一次，伟人拉着贺敏学的手说："敏学同志，井冈山能有今天的局面，你功不可没。党需要更多像你这样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能力的干部。"
1928年2月，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贺敏学奉命回到永新开展工作，担任永新工农兵政府主席。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因为永新县城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之下，随时都可能遇到生命危险。
回到永新后，贺敏学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他一方面要重新组织被打散的党组织，另一方面要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革命武装。
在他的努力下，永新的革命形势很快就有了起色，游击队从几十人发展到上千人，最后竟然发展到万余人的规模。
在发展武装力量的这个时候，贺敏学还特别注意做群众工作。
他经常深入到农村，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许多农民都说："贺主席是我们穷人的贴心人，跟着他干革命，我们心里踏实。"
可是就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意外发生了。由于叛徒出卖，贺敏学在一次秘密会议中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获。
敌人知道抓到了一个重要人物，立即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企图从他口中得到共产党和红军的重要情报。
在敌人的监牢里，贺敏学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
无论敌人如何折磨他，他都咬紧牙关，一个字也不说。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甚至威胁要杀死他的家人，贺敏学依然坚贞不屈。
【三】战火硝烟中的成长历程
就在贺敏学生死未卜的关键时刻，袁文才、王佐得到消息后，立即组织人马下山营救。
他们化装成商人，摸清了关押贺敏学的监狱情况，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发动了突然袭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贺敏学终于重获自由。
这次被捕和获救的经历，让贺敏学对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他深深地感受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只有彻底打倒反动派，劳动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从监牢里出来后，贺敏学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他继续担任永新县委书记，领导当地的革命斗争。
这期间，他不仅要应付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还要处理党内的各种复杂问题，工作强度非常大。
1930年，富田事变爆发，这是党的历史上一次严重的政治风波。
在这次复杂的斗争中，贺敏学因为和伟人的关系而被一些人怀疑。
面对怀疑和压力，贺敏学没有消极等待，而是主动找组织说明情况，澄清事实。
更重要的是，当一部分人准备哗变的时候，贺敏学挺身而出，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说服那些被蒙蔽的同志认清事实真相。
在他的努力下，许多原本准备哗变的人幡然悔悟，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这件事让伟人对贺敏学更加信任，也确立了他在党内的地位。
富田事变平息后，贺敏学被调到红军主力部队工作。
他先后担任红32团党委书记、湘赣边区14纵队司令员、江西省苏维埃警备团团长兼政委、红一方面军23军参谋长等职务。
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兢兢业业，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贺敏学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他不仅作战勇敢，身先士卒，而且善于动脑筋，经常能在关键时刻想出奇招制胜。
在著名的九打吉安战斗中，面对敌军坚固的城防工事，常规的攻击方法都不奏效。
这时候，贺敏学想起了战国时期田单用火牛阵破敌的故事，决定用类似的方法攻城。
他组织战士们收集了一百多头耕牛，在牛角上绑上尖刀，在牛背上放上浸了油的柴草。到了夜里，点燃柴草，驱赶着火牛向敌人的阵地冲去。
这一招果然奏效。敌军被突然出现的火牛阵吓得魂飞魄散，阵脚大乱。红军战士趁势发起总攻，一举攻下了吉安城。这次胜利在红军中传为佳话，贺敏学也因此受到总前委的通令嘉奖。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开始长征。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贺敏学没有随主力部队行动，而是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既是挑战，也是考验。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红军指战员只有几千人，面对的却是国民党军队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贺敏学被任命为湘粤赣边区游击总指挥，肩负起了领导南方游击战争的重任。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程度，丝毫不亚于二万五千里长征。
贺敏学带领部队在深山老林中与敌人周旋，白天隐蔽休息，夜晚出来活动。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部队经常缺衣少食，不少战士因为营养不良而生病。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贺敏学表现出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有的品质。
他不仅要指挥作战，还要关心战士们的生活，经常把自己的口粮分给生病的战士。有一次，他自己饿了三天，就是为了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留给伤病员。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贺敏学多次负伤。有一次在突围战斗中，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腿，鲜血直流。
战士们要背他撤退，他坚决不同意，拄着拐杖继续指挥战斗。
事后医生检查发现，子弹已经打断了骨头，必须立即手术。可是当时条件简陋，医生建议截肢。
"不行！革命还没有成功，我不能成为残废！"
贺敏学坚决反对截肢。他咬着牙忍受巨大的痛苦，硬是挺过了最危险的时期。虽然腿保住了，但从此留下了终身的残疾，走路时总是一瘸一拐的。
【四】福建岁月与突来风暴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贺敏学告别了坚持了三年的山林生活，走上了抗日的新战场。
在新四军中，贺敏学先后担任第1支队第2团政委、挺进纵队参谋长、苏北指挥部参谋处长、联抗司令部参谋长、第1师团长、苏浙军区第3纵队7支队支队长等职务。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表现出色，受到上级领导和部下战士的一致好评。
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斗异常残酷。日本侵略者装备精良，战斗力强，而且手段极其残忍。
贺敏学指挥部队与日军进行了无数次战斗，每一次都是生死搏斗。他本人在战斗中又多次负伤，身上留下了十几处伤疤。
在苏北地区的反扫荡作战中，贺敏学充分发挥了自己在游击战争方面的丰富经验。
他指挥部队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时聚时散，忽东忽西，把日军搞得疲惫不堪。
当地老百姓都说："贺师长的部队就像神兵天将一样，总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面前。"
解放战争开始后，贺敏学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现。
他先后担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师长、第三野战军27军副军长等职务。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都有他的身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
作为第三野战军27军副军长，贺敏学协助军长聂凤智指挥部队率先渡过长江。
他们选择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发起进攻，出其不意地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江防。
当第一批战士成功登上长江南岸的时候，贺敏学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知道，这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国人民即将迎来解放的曙光。27军也因此获得了"渡江第一军"的光荣称号。
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被分配到华东地区工作。
他先后担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建筑工程总局局长等职务。虽然离开了战争年代，但他工作起来依然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1954年，根据组织安排，贺敏学调任福建省副省长。
来到福建后，他很快就爱上了这片美丽的土地。
福建不仅山川秀丽，而且人民勤劳，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他下定决心要为福建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福建工作期间，贺敏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城市建设方面的超前眼光。
当时的福州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小城市，道路狭窄，房屋陈旧，基础设施很不完善。贺敏学提出要按照现代化城市的标准来建设福州，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想法。
他主张修建华侨大厦、邮电大楼等高层建筑，认为这样既能节约土地，又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他还提出要拓宽福州的主要街道，特别是五一路，要修得宽一些，为将来的发展留出空间。
这些提议在当时引起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这些工程过于超前，花费太大，不符合勤俭节约的方针。
还有人说贺敏学好大喜功，搞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面对各种质疑和批评，贺敏学耐心地解释自己的想法。
"同志们，我们不能总是用老眼光看问题。"
贺敏学在省委会议上说，"城市建设要有长远规划，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看起来超前的东西，过十年二十年就会显得很正常了。如果我们现在不做，将来就会后悔的。"
在贺敏学的坚持和努力下，这些工程项目最终得到批准并开始实施。
可是在具体施工过程中，由于某些领导的反对，原定的规划还是被缩减了。
比如五一路，原来设计的宽度是40米，最后只修了34米。贺敏学对此很遗憾，他预言将来一定会因为路太窄而感到不便。
除了城市建设，贺敏学还非常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
他支持创办华侨大学，为海外华侨子弟回国求学提供便利。
他经常说："教育是立国之本，我们一定要把教育办好，培养更多的人才。"
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福建的局面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一些平时很正常的工作和言论，都被人戴上了各种政治帽子。贺敏学看着身边一个个老同志被批斗，心里很不好受。
他经常跟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交心，表达自己对时局的看法："现在的情况很不正常。那些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志，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坏人了？这样搞下去，党的事业会受到很大损害的。"
1966年底，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开始遭到迫害。
叶飞是贺敏学的老战友，两人在新四军时期就并肩作战，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又在华东地区一起工作过，相互之间很了解，也很信任。
当一些造反派要求贺敏学站出来"揭发叶飞的罪行"时，贺敏学断然拒绝了。
他明确表示："叶飞同志是个好干部，我了解他的为人。他为党工作几十年，立下了汗马功劳，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贺敏学不仅拒绝揭发叶飞，还竭尽所能地保护叶飞的家人和其他受到冲击的干部。
他多次在不同场合为这些人辩护，说他们都是党的好干部，不应该被打倒。这种做法在当时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给自己招来麻烦。
果然，人们很快就把矛头指向了贺敏学。
1967年2月的一天，一批人突然冲进贺敏学的办公室，不由分说就把这位63岁的老革命家带走了。
从此，贺敏学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83天囚禁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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