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海沿岸的风，吹过伊朗吉兰省的古遗址。
2022年，一支伊朗考古队的铁锹落下，竟挖出了一段跨越千年的文明纠葛。
遗址中出土的陶片与器物上，刻着一串歪歪扭扭的符号。它们既不像波斯古文字，也不同于中亚的楔形文字。
当这些符号的照片传遍国际考古界时，一位中国学者的发现，让整个历史圈沸腾：这竟是汉字。
更令人震惊的是，伊朗学者解读出“此属汉”的片段，随即抛出大胆猜测：这里曾是中国的一个省。
消息一出，争议四起。相隔万里的两个文明，真的存在过这样的隶属关系？
要解开这个谜团，得从那些刻在文物上的汉字说起。
一、文物解码：汉字里的汉代印记
伊朗考古队最初发现这些符号时，一度陷入困惑。
这些符号笔画简洁，结构对称，有的像蜷缩的虫，有的像舒展的枝。当地学者起初以为是某种未知的西域文字，或是甲骨文的变体。
直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王教授看到照片，事情才有了转机。他常年研究汉代西北边境的简牍，对这类文字风格再熟悉不过。
王教授连夜整理出汉代汉简的对比资料，通过视频连线给伊朗同行。屏幕两端，两个“永”字重叠在一起——文物上的“永”，与东汉“永元七年”年号中的“永”字，笔画走势完全一致。
永元七年，即公元95年，正是东汉和帝刘肇在位时期。这一时间点，将文物与遥远的中原王朝紧密联系起来。
更关键的发现还在后面。另一块陶片上的“安”字，与汉代“安西都护”官印上的印文高度吻合。
安西都护府，是汉朝管理西域的核心军政机构。这个“安”字的出现，让不少人猜测：难道汉朝的管辖范围，早已延伸到了伊朗？
德黑兰大学的阿里教授对此充满好奇。他组织了一支由中、法、伊朗三国汉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花了半年时间整理所有符号。
团队最终确认，这些符号都是汉字，内容涵盖年份、官职和地名。其中一块相对完整的陶片上，清晰刻着“永元七年 西域都护 李”的字样。
“李”，大概率是当时西域都护的姓氏。结合《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永元年间的西域都护正是李崇。
李崇是东汉后期的重要将领，长期驻守西域，负责抵御匈奴、安抚诸国。他的名字出现在伊朗的文物上，让“汉朝管辖伊朗”的猜测多了几分看似合理的依据。
二、历史回溯：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与汉安息交流
要搞清楚汉字为何会出现在伊朗，得先回到汉代的西域格局。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这次出使的初衷，是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却意外开启了中原与西域的交流序幕。
张骞的旅途充满艰险。他刚出玉门关，就被匈奴俘获，一扣就是十年。期间，他被迫娶妻生子，却始终没有忘记使命。
十年后，张骞趁机逃脱，一路向西穿越沙漠戈壁，最远抵达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虽然没能说服大月氏联合抗匈，但他带回了西域各国的情报，以及葡萄、苜蓿等中原没有的作物种子。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他率领数百人的队伍，带着丝绸、金币等贵重礼物，访问了乌孙、大宛、康居等国。
这次出使彻底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后，中原的丝绸、茶叶、铁器源源不断向西运输，西域的宝石、香料、骏马也不断向东传入。
而伊朗所在的区域，当时是安息帝国（又称帕提亚帝国）的核心领地。安息帝国是当时西亚的强国，疆域横跨欧亚非三洲，控制着东西方贸易的关键通道。
汉朝与安息帝国很快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汉书》记载，安息王密特里达梯二世曾派遣使者出使长安，向汉顺帝赠送了鸵鸟蛋和杂技艺人。
汉朝也投桃报李，赐予安息王“金印紫绶”，承认其合法地位。这种平等的外交关系，持续了近两个世纪。
丝绸之路的繁荣，让两个相隔万里的文明有了频繁交流。但这是否意味着，汉朝曾经管辖过安息帝国的领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三、真相探析：汉字出现在伊朗的三种可能
汉安息两国平等交往，汉朝的管辖范围也从未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那么，刻着汉字的文物，为何会出现在伊朗？
学界对此提出了三种合理的猜测，每一种都与丝绸之路的繁荣密不可分。
第一种可能，是商人携带所致。汉代丝绸之路上的主力商队，并非汉朝人或安息人，而是擅长经商的粟特人。
粟特人来自中亚的撒马尔罕，他们组建的商队常年穿梭于长安与波斯湾之间。为了方便记账和识别货物，他们会在包装上刻上文字标记。
考虑到汉朝在西域的影响力，粟特商人学习使用简单的汉字记账，并非不可能。吉兰省靠里海，是粟特商队从里海进入波斯湾的重要中转站，货物残片在此遗留，也符合逻辑。
第二种可能，是汉朝使节留下的印记。汉朝与安息互派使者，使节团在访问期间，会携带刻有身份信息的器物作为凭证。
比如，张骞出使西域时，就随身携带了刻有“汉使”字样的铜印。这些器物可能被使节赠予安息官员，或是不慎遗失在途中。
永元七年的西域都护李崇，也曾多次派遣下属出使西域诸国。或许有汉朝使者借道安息前往罗马，将刻有汉字的器物留在了伊朗。
第三种可能，与匈奴西迁有关。汉代与匈奴长达百年的战争，让部分匈奴部落被迫西迁。
匈奴在与汉朝的战争中，曾掠夺大量带有汉字标记的物资。西迁过程中，这些物资可能被带到了安息帝国境内，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埋入地下。
不过，这三种猜测中，商人携带的可能性最大。毕竟，丝绸之路的核心是贸易，商队的足迹远比使节和军队更为遥远。
四、有力反驳：“伊朗曾是中国一省”的说法站不住脚
尽管汉字文物的出现证明了汉安息之间的交流，但“伊朗曾是中国一省”的说法，却缺乏任何史料和考古证据支撑。
首先，从汉朝的行政区划来看，“省”的概念与今天完全不同。汉代实行“郡县制”，最高行政区划是“州”，比如凉州、益州、扬州等。
西域都护府并非行政区划，而是军政机构，主要职责是管理西域诸国的军事和外交事务，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其管辖范围最远到达葱岭，而伊朗在葱岭以西，根本不在其管辖之内。
其次，安息帝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从安息帝国的考古发现来看，其钱币上都铸有国王的头像和铭文，强调自身的独立地位。
波斯波利斯遗址出土的阿契美尼德王朝铭文，也从未提及被中国统治的记载。相反，这些铭文都在炫耀安息帝国的强盛和疆域辽阔。
再者，汉朝的史料也明确记载了汉安息之间的平等关系。《后汉书·西域传》中写道：“安息国，居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其王常欲通使于汉。”
这里的“通使”二字，清晰表明两国是平等的外交关系，而非隶属关系。如果安息是汉朝的一个省，史料中绝不会用这样的表述。
阿里教授在后续的研究中也承认，那些刻有“此属汉”的符号过于零散，可能是商人随意刻下的标记，并非官方的行政宣告。
还有一种可能，这些陶片是中世纪波斯仿制汉代器物的“仿品”。中世纪时期，波斯地区盛行仿制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器物，刻上简单的汉字，只是为了模仿中国风格。
五、文化意义：丝绸之路的文明共鸣
虽然“伊朗曾是中国一省”的说法不成立，但这些汉字文物的发现，依然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
它证明了汉代的丝绸之路并非单向的贸易通道，而是双向的文化交流之路。从长安到波斯湾，丝绸、香料等商品在流动的同时，语言、文字、习俗也在悄然融合。
粟特商人学习使用汉字，安息官员收藏汉朝的器物，这些细节都说明，两个相隔万里的文明，早已通过丝绸之路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今，这些文物被收藏在伊朗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队也已准备前往伊朗开展联合研究。通过碳14测年、成分分析等科技手段，或许能更准确地确定这些器物的年代和来源。
历史研究需要严谨的证据，不能仅凭零散的符号就随意下结论。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进口商品包装上的“中国制造”，不能认为那个国家就属于中国一样。
这些汉字文物更像是一个“文化彩蛋”，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中伊交流的生动片段。
当时的骆驼商队，在茫茫沙漠中艰难跋涉。他们不仅运送着货物，更承载着两个文明的好奇与向往。那些刻在陶片上的简单汉字，就是这段跨越万里的文明对话的见证。
回望历史，丝绸之路之所以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瑰宝，正是因为它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
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传承了丝绸之路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精神，让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再次携手共进。
伊朗发现汉字的故事，也告诉我们：文明的交流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时间的沉淀，更需要彼此的尊重与理解。
那些沉睡在地下的文物，每一件都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它们或许无法改变历史，但能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历史，珍惜当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和谐共处。
参考资料：
1. 《后汉书·西域传》
2. 《史记·大宛列传》
3. 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4. 阿里·马扎赫里《波斯帝国史》
5. 余太山《西域通史》
6. 《汉代丝绸之路文物精粹》
7. 伊朗文化遗产、手工艺和旅游组织《吉兰省考古发掘报告》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代西域简牍集成》
9.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对话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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