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想回到那个组织里去。”
一九九六年十月，北京昌平那扇沉重的大铁门缓缓打开了，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拎着简单的行李走了出来，他眯着眼看了看头顶久违的太阳，对来接他的家人说了这么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这一天，距离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
谁也没想到，这个曾经在中国大地上呼风唤雨、挥舞着“金棍子”要把别人打翻在地的姚文元，在坐了二十年牢之后，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念头，竟然还是那个让他起飞又让他坠落的地方。
那个来接他的家人听到这话时，脸上的表情估计比哭还难看，赶紧把他塞进了车里，生怕路边的行人认出这张曾经印在无数报纸头条上的脸。
车子开动的那一刻，老头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座高墙。
二十年前，他进去的时候还是个头发乌黑、满脸横肉的中年人，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那是何等的不可一世；二十年后出来，腰弯了，背驼了，外面的世界也早就变了天。
这老头是谁？
说出名字来，上点年纪的人都能心里咯噔一下——姚文元。
当年那个靠着笔杆子把中国文坛搅得血雨腥风的人，终于出来了。
很多人以为，这种人出来了肯定得夹着尾巴做人，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老死算了，毕竟他身上背的债太多，惹的人也太多，那个时代被他整得家破人亡的人，能从北京排到上海。
可这人啊，脑回路就是跟正常人不一样。
刚回到上海安顿下来没多久，这老头就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掉下巴的事儿。
他竟然还要跟组织提要求。
而且一提就是两个。
其中一个要求提出来的时候，负责接待的人估计都愣住了，心说你是真糊涂了，还是在里面关傻了？
这事儿，咱们得慢慢说道说道。
一九九六年的秋天，北京的风已经带着凉意了。
姚文元出狱的消息，并没有在当时引起什么轰动，因为新闻上根本没报，组织上为了稳定，也是低调处理，把他悄悄送回了上海，跟老婆孩子团聚。
到了上海，也就是那一亩三分地，他看着窗外那些高楼大厦，看着满大街穿得花花绿绿的年轻人，心里是个什么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时候的上海，早就不是他当年当“土皇帝”时的那个上海了。
人们忙着赚钱，忙着炒股，忙着下海，谁还记得他这个过气的“理论家”？
可姚文元不甘心啊。
他在家里憋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自己还能折腾折腾。
于是，他向组织提出了那两个著名的请求。
这第一个请求，直接让看这一段历史的人都能把水喷出来。
他向组织提出，希望能够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你听听，这是正常人能想出来的吗？
一个因为反革命罪被判了二十年的人，一个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灾难的人，一个在审判席上还需要为自己辩解的人，出狱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想重新入党？
这得是多大的脑洞，多厚的脸皮才能张得开这个嘴？
他是真的觉得自己改造好了？还是觉得那个年代的荒唐逻辑现在还行得通？或者说，这其实是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执念，他一辈子都在试图证明自己是“正统”，是“革命”的，哪怕坐了二十年牢，这种执念还没散。
结果可想而知。
组织上的回复那是相当干脆利落，直接就把这事儿给回绝了，而且是一点余地都没留。
不仅拒绝了，还顺带教育了他一番，让他好好认清自己的身份，老老实实过日子，别整那些幺蛾子。
这一巴掌，打得姚文元不轻。
但他还有第二招。
既然入党没戏了，那就留个名吧。
他的第二个请求是，想出版他的回忆录。
这事儿吧，比起入党来，稍微显得有点谱。
毕竟，作为一个历史的亲历者，他写的东西确实有史料价值，他在监狱里攒的那几十万字手稿，那就是为了这一天准备的。
据说，当时有不少国内外的出版社都盯上了这本书，有国外的出版商甚至开出了五百万的高价，想要买断版权。
五百万啊，在一九九六年，那绝对是天文数字，能在上海买多少套房了？
这要是换了现在的某些人，早就屁颠屁颠地卖了。
但姚文元在这点上还算有点底线——或者说是被吓怕了，他没敢私自答应，而是老老实实向中央请示。
这一次，中央没有直接回绝。
有关部门给出的答复是，写可以，但出版必须经过严格审查，而且绝对不允许在海外出版。
这个口子一开，姚文元觉得有戏。
于是，他开始没日没夜地整理他的书稿。
那可是四十二万字啊，从他一九五六年发迹开始写，一直写到一九七六年被捕，这二十年的历史，被他用自己的视角重新梳理了一遍。
在这本书里，他到底写了什么？
这成了后来很多历史研究者最好奇的谜团。
02
要说姚文元这人，骨子里就透着一股子精明劲儿，这股劲儿，其实跟他那老爹姚蓬子脱不了干系。
咱都知道鲁迅先生那是出了名的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可当年鲁迅还真就跟这个姚蓬子有过交情，甚至还给他写过诗。
那时候的姚蓬子，也是个左翼作家，看着挺像那么回事的。
可人这东西，不到关键时刻看不出成色。
一九三三年，姚蓬子被国民党给抓了。
这一抓不要紧，原本看着挺硬骨头的姚蓬子，没坚持几天就软了。
国民党那边还没怎么上大刑呢，稍微吓唬吓唬，他就全招了，不仅招了，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说要脱离共产党。
这一下，姚蓬子算是彻底臭了。
鲁迅先生后来提起这人，那都是一脸的不屑。
但这事儿跟姚文元有啥关系呢？
关系大了。
姚文元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当叛徒的爹，这在他的政治生涯里，那简直就是个定时炸弹。
换一般人，可能就自卑了，或者干脆躲得远远的，老老实实做个技术员或者老师。
但姚文元不。
这人从小就展现出一种惊人的“切割能力”。
为了证明自己跟那个叛徒爹不一样，他表现得比谁都激进，比谁都左。
他爹是叛徒，那他就得当最坚定的革命者；他爹软弱，那他就得当最硬的“棍子”。
这种心态，直接造就了他后来那种六亲不认的行事风格。
只要能上位，只要能证明自己的“忠诚”，别说是亲爹，就是天王老子他也敢咬一口。
一九五五年，机会来了。
那时候文艺界开始批判胡风。
这胡风是谁啊？那是他爹姚蓬子的老熟人，按辈分姚文元还得管人家叫一声伯伯。
小时候，胡风去姚家串门，还抱过姚文元呢，给过他糖吃。
可当政治风向一变，姚文元这只鼻子比狗还灵。
他立马意识到，这不仅是翻身的机会，更是洗刷自己家庭出身污点的绝佳良机。
于是，一篇篇杀气腾腾的文章从他笔下飞了出来。
他骂胡风骂得最狠，调门起得最高，完全就是一副要把对方置于死地的架势。
不知道的人一看，还以为这俩人有什么杀父之仇呢。
这一波操作，直接让他在上海滩出了名。
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看上了这个年轻人，觉得这笔杆子够硬，够狠，是个人才，得好好培养。
就这样，姚文元踩着胡伯伯的身体，爬上了政治舞台的第一个台阶。
从那以后，他就尝到了甜头：原来骂人真的能当饭吃，而且能吃得满嘴流油。
他发现，只要手里握着笔，只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他就能把那些平时高高在上的大作家、大教授踩在脚下。
这种快感，让他上瘾。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变成了一只时刻准备咬人的狼，只要上面有指令，或者他觉得有利可图，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
03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一九六五年，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姚文元人生的巅峰时刻。
这一年，他盯上了一出戏——《海瑞罢官》。
这戏本来也没啥大问题，就是讲个清官的故事，借古讽今也是文人的老传统了。
可姚文元那双眼珠子一转，硬是从里面看出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在江青和张春桥的授意下，他憋了个大招。
那篇文章一发出来，好家伙，整个中国大地都颤了三颤。
这不仅仅是一篇文艺评论，这简直就是一颗重磅炸弹，直接炸开了那十年动乱的序幕。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他就不再是上海滩的一个小笔杆子了，他成了“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江青对他那是赞不绝口，说这根棍子好使，打谁谁死。
这之后的十年里，姚文元可谓是风光无限。
你看那时候的照片，他总是胖乎乎的，戴个帽子，跟在江青后面，一脸的忠诚相。
可在那副憨厚的面孔下，藏着的是一颗比谁都冷酷的心。
他在北京的这十年，那是吃香的喝辣的，住着豪宅，享受着特权。
可咱们的老百姓呢？
那时候多少人连饭都吃不饱，多少知识分子被他那根“棍子”打得家破人亡，多少家庭因为他的一篇文章就妻离子散。
但他不在乎。
在他眼里，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只要能让上面那位高兴，死几个人算什么？
这种日子过久了，人是会产生幻觉的。
他真以为自己能一直这么风光下去，真以为历史会永远按照他写的剧本演，真以为自己就是那个掌握真理的人。
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那个晚上。
那天晚上，北京的秋风已经带了凉意。
姚文元接到通知，说是要开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问题。
这对他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工作了，毕竟他是搞宣传的，这事儿归他管。
他也没多想，甚至都没跟老婆多交代几句，夹着公文包就出门了。
他是最后一个到的怀仁堂。
当他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看到里面的气氛不太对劲。
华国锋坐在那里，表情严肃，叶剑英元帅也是一脸的威严。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宣读决定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隔离审查。
就这四个字，瞬间把他的天堂变成了地狱。
据说当时姚文元并没有像王洪文那样试图反抗，也没有像张春桥那样一言不发。
他只是愣了一下，然后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
或许在他内心深处，早就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
毕竟，靠整人起家的人，最后被人整，那是历史的规律，谁也逃不掉。
他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连个给他收拾细软的机会都没给。
04
进了秦城监狱，这四个人也就显出了原形。
江青那是不用说，天天闹腾，不是嫌饭不好吃，就是嫌床不舒服，把看守折腾得够呛，非得摆那个“女皇”的架子。
张春桥呢，那是真硬气，也是真顽固。
不管你怎么审，人家就是不说话，闭目养神，仿佛这世界上的一切都跟他没关系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王洪文心理素质最差，刚进去的时候还想充好汉，没几天就崩溃了，哭爹喊娘的，把以前那点事儿抖搂了个底掉。
唯独这个姚文元，表现得最“正常”，也最让人琢磨不透。
他该吃吃，该喝喝，甚至还长胖了。
在审讯的时候，他也是有问必答。
虽然总是想方设法地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说这都是上面的意思，我就是个执行者，我就是根笔杆子，我哪有那么大权力啊。
但他至少配合。
这种“配合”，让他在最后的判决里捡了个便宜。
一九八一年，那是对他们进行历史审判的日子。
江青和张春桥被判了死缓，王洪文是无期。
只有姚文元，判了二十年。
二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对于一个已经五十岁的人来说，这二十年基本就是余生的全部了。
在监狱里的日子，姚文元其实过得还算安稳。
他每天看看书，写写东西。
这人有个习惯，就是爱记日记。
以前当官的时候记，现在坐牢了还记。
他把在监狱里的所见所闻，还有对自己过去的反思——当然，主要是反思怎么倒霉的，而不是反思怎么害人的——都记了下来。
这些东西，后来成了他那部回忆录的底稿。
他在监狱里看新闻联播，看报纸。
日子一天天过去，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了，老百姓有钱了，高楼大厦起来了。
那个他曾经拼命维护的旧时代，已经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连点渣都没剩下。
他在高墙里面，偶尔也能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消息。
每当看到那些他曾经批判过的“走资派”现在成了国家的栋梁，不知道他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是后悔？是嫉妒？还是觉得荒唐？
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但他心里肯定有一个念头：我得活着出去，我得把我想说的写出来。
这个念头支撑着他，熬过了漫长的二十年。
一九九六年，他终于熬到了头。
05
回到上海的姚文元，虽然被回绝了入党的请求，但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那部回忆录上。
他觉得，这是他翻身的唯一机会，也是他给历史留下的最后一份答卷。
那段时间，他几乎不出门，就在家里埋头苦写。
四十二万字，字字句句都是他的心血，也都是他的算计。
他试图在书中为自己辩解，试图把那些脏水泼回给历史的洪流，试图告诉世人，他也是身不由己。
为了能出版，他甚至在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又写了一份五万字的《回顾与反思》。
这一次，他的调子低了很多，甚至承认了一些“过失”。
他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换取出版的许可。
但是，审核的关口依然紧闭。
原因很简单：他的很多观点，依然带有那个时代的毒素；他的很多描述，依然在歪曲历史事实。
国家不可能让这种东西流传出去，去误导现在的年轻人，去给那个错误的时代招魂。
就这样，拖了一年又一年。
从一九九八年开始，姚文元的身体就不行了。
那个在监狱里养出来的胖身板，这时候成了他的负担。
糖尿病、心脏病，各种老年病找上门来。
但他还是在坚持修改书稿。
他在跟时间赛跑。
他想在死之前，看到这本书印成铅字，摆在书店的柜台上。
他想让后人看看，他姚文元不是个只会打棍子的小丑，他也有他的“理论”，有他的“苦衷”。
这其实是个挺悲哀的事儿。
一个一辈子靠控制舆论、封杀别人作品起家的人，最后却因为作品被封杀而痛苦。
这算不算是一种报应？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上海的冬天特别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
姚文元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枯黄的树叶。
这时候的他，已经瘦得脱了形，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金棍子”了。
那部四十二万字的手稿，就静静地躺在他的案头。
那是他最后的希望，也是他最后的遗憾。
十二月二十三日，姚文元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走了。
没有追悼会，没有花圈，没有新闻联播的讣告。
直到半个月后，新华社才发了一条简短得不能再简短的消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病医治无效，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上海病亡。”
短短几十个字，就把他这一辈子给画上了句号。
那个曾经想通过入党来证明自己，想通过出书来解释自己的人，最终什么也没留下。
他那两个请求，一个成了笑话，一个成了废纸。
那本他视若珍宝的回忆录，至今也没能见光。
或许，这就是对他最好的惩罚。
让他在无声中被人遗忘，让他那些所谓的“理论”和“辩解”烂在肚子里。
他这辈子，从叛徒的儿子，变成“金棍子”，再变成阶下囚，最后变成一个默默无闻的死者。
他一生都在算计，算计别人，算计政治，最后却算错了历史的走向。
他想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结果历史只给了他一个冷漠的背影。
一辈子耍笔杆子的人，最后连自己的墓志铭都写不了，这大概就是命运给他开的最大的玩笑吧。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早就把他忘到了九霄云外，偶尔提起，也不过是当成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摇摇头，叹口气，说一句：
“这人啊，心术不正，走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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