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1月19日，纽约传来一则并不令人意外却仍然刺耳的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明确表示无意加入美国主导的所谓“加沙战后和平委员会”，随即，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了极具个人风格的回应——对法国葡萄酒和香槟征收200%的惩罚性关税。话语直白，逻辑粗粝，几乎没有任何外交修辞的缓冲。这并非一时情绪失控的口误，而是一种早已成型的政治表达方式：当制度性说服失效，经济惩罚便成为首选语言。
这一幕的戏剧性并不在于“酒”本身，而在于它精准暴露了当下国际政治的一种深层变化。关税不再只是贸易工具，而被公开、直接地用作迫使他国参与政治安排的杠杆；所谓“和平”，不再通过多边协商塑形，而是被包装成带有入场费和服从条件的政治俱乐部。当法国这样一个传统盟友、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尚且可以因拒绝加入某个治理框架而遭遇关税威胁，其象征意义已远超法美关系本身。
白宫公布的“和平委员会”成员名单耐人寻味。特朗普本人担任主席，执行层中既有国务卿、特使，也有女婿库什纳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这一结构并不追求代表性，而强调忠诚度和可控性。根据此前披露的“20点计划”，该委员会将监督加沙战后过渡治理，其权限甚至被设计为可与现有国际机制并行甚至竞争。对不少中东国家而言，这并非中立调停，而更像是将冲突后的政治重组置于美国单一主导之下。
问题不在于法国为何拒绝，而在于拒绝本身为何需要付出代价。马克龙的谨慎并非孤立立场。欧洲内部对加沙战后安排始终存在分歧，对任何绕开联合国体系、以临时机制替代长期国际法框架的方案，都保持着本能警惕。法国的犹豫，某种程度上是对一种治理逻辑的质疑：如果“和平委员会”的合法性来源不是广泛授权，而是资金门槛与政治效忠，那么它究竟代表谁，又对谁负责？
特朗普的反应恰恰揭示了这一逻辑的脆弱性。当政治设计无法依靠规范吸引参与者时，经济胁迫便成为补偿手段。200%的关税并非精算后的经济政策，而是一种姿态性的惩罚，意在制造压力与示范效应。它传递的信息并不复杂：参与意味着好处，不参与就要承担成本。这种做法在短期内或许有效，却正在侵蚀国际合作赖以存在的最基本前提——规则的可预期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将贸易、外交与安全议题高度捆绑的操作方式，正在加速国际秩序的碎片化。长期以来，多边机制之所以艰难却仍被保留，正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博弈框架，使分歧能够被管理，而非被放大。当关税可以因政治立场而随意起落，当“和平”被赋予明确的阵营属性，国家之间的互动便不可避免地滑向零和逻辑。
对欧洲而言，这是一道正在变得尖锐的选择题。继续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却在政治上不断承受单边压力，其可持续性正在被反复检验。法国并非唯一面临这种张力的国家，只是率先将其显性化。对中东地区而言，“和平委员会”若缺乏区域主要行为体的广泛认同，反而可能成为新的不稳定源头，将战后治理变成另一场权力分配的争夺。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一事件折射出的，是美国外交风格从“规则塑造者”向“条件施加者”的转变。当国内政治高度极化，外部政策便更倾向于服务于可展示的强硬姿态，而非复杂却必要的妥协艺术。关税、制裁、名单、委员会，这些工具被频繁调用，却很少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缺乏共同认可的规则基础上，任何治理结构能维持多久？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真正稳定的国际秩序，从来不是靠威胁维系的。它需要让参与者相信，即便在分歧中，退出机制也是可接受的，拒绝不会自动转化为惩罚。法国的拒绝，或许只是一次具体分歧，却提醒人们，当“和平”需要用关税去逼迫时，它本身已经显露出不安的底色。
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正在走向某种清晰的新秩序，恰恰相反，它更像是一段过渡期的混乱状态：旧的多边框架被不断削弱，新的共识却尚未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一次看似即兴的威胁，每一个临时拼凑的委员会，都在为未来积累不确定性。问题不在于谁会最终加入，而在于当越来越多国家开始习惯以成本而非原则来衡量立场时，国际政治还能剩下多少真正的公共空间。
或许，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法国是否会因关税而让步，而是当这种逻辑被反复验证有效，下一次被推到谈判桌前的，会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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