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7日的清晨，维多利亚港上雾气未散，金钟添马艦的一幢古老建筑里却已人声鼎沸。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准时步入会议厅，快节奏的脚步声在木质地板上“嗒嗒”作响。与往常不同，她衣着依旧素净，却在胸前别了一枚早年丈夫送的银色胸针。熟悉她的人一眼就看出：这是她下定决心、准备告别政坛的信号之一。
不少资深记者回忆，那天的议程并不复杂，前半小时依旧是例行的口头质询。可在总结环节，范徐丽泰忽然拿起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便笺，以极为平静的声线宣告：“本人已决定不再参与下一届立法会主席选举。”一句话落地，议事厅内短暂静默，随之而来的是摄像机快门连响。大多数老议员察觉到，这可能是香港政坛一段时代感的终结。
外界很快关注到她给出的三条理由。其一，提前一年告知，给有志者充分准备时间；其二，政坛需要新血，“长江后浪推前浪是自然规律”；其三，香港回归已满十年，过渡期主要工作告一段落，自己可以功成身退。这番讲话，与其一贯的果断和坦诚相契合，也显出她对制度稳定的珍视。
把镜头往前推，她的成名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1945年9月20日，范徐丽泰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家庭，四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父亲徐大统虽是银行家，却坚持用私塾式方法栽培女儿，专门为她请了家庭教师。她在半山的家门口常走崎岖石阶，坚持蹿上比寻常更陡的羊肠小道，回家时衣角常被荆棘划出小口子。邻居们摇头，她却乐在其中——“好玩嘛！”多年以后，有人拿这段小事对照她在政坛的“硬桥硬马”，顿悟原来胆识是从童年锤炼出的。
1964年，她考入香港大学理学院，主修物理与化学，后来又攻读社会科学硕士。那时她最爱在宿舍翻看金庸小说，动辄模仿郭靖舞剑。社团辩论赛上，她因思路凌厉被同学戏称“女状元”。师长直言：“这姑娘要是入政坛，将来没准能顶半边天。”不过，范徐丽泰当时最大的梦想，却是成为长途卡车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听披头士的黑胶。
转折出现在1983年夏天。度假归来的她收到港督尤德的来电，被邀出任立法局议员。电话那头的邀请措辞简洁：“你愿不愿意为香港效劳？”她一时无言，只是对身旁的丈夫范尚德摇摇头。丈夫却笑着说：“你总说要回馈这座城市，不就等这个机会吗？”当晚，两人坐在湾仔的小茶餐厅，边喝咖啡边把利弊写满纸巾，最终推杯定案：接受。
谁也没想到，38岁入政坛的大学辅导长，会在短短几年内闯出名声。她批评教育经费不足，敢当众与港督交锋；她投下关键弃权票，迫使财政司重审利息税；她更是在越南船民问题上跑遍伦敦华盛顿，闯出“政坛黄飞鸿”名号。有人说她冲动，她却回答：“不冲锋，谁替香港人说话？”
1997年回归前，港英政府不认可临时立法会。租不到场地，范徐丽泰索性率众每周北上深圳开会。那段时间，深夜归港的穿梭巴士里，她拎着厚厚文件，常在昏暗灯光下继续审法案。司机回忆：“那位范太，下车还要走到车尾拾起同事遗落的文件袋，像老师查寝一样。”
零点一刻，1997年7月1日，紫荆花广场上国旗升起。电视直播镜头掠过新一届立法会主席席，范徐丽泰挺直腰背，神情凝重。典礼结束后，她在后台低声对身旁朋友说：“邓先生如果能看见就好了。”那一瞬间，昔日“铁娘子”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惋惜。那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的消息，是中午她在沙田酒店接到中央电视台记者电话时才知道。彼时她沉默许久，只说了一句：“97年后的香江，他再也来看不到了。”
回归之初，香港局势多舛。金融风暴席卷亚洲，楼价暴跌，失业率攀升。范徐丽泰承担的“立法会掌舵人”角色几乎日日在火线上打转：要平衡民生关切，又得确保与行政机关沟通顺畅。2000年她再次当选，多数建制与泛民议员虽在意见上多有针锋相对，却普遍承认她主持会议的公允。一次深夜辩论延伸至凌晨三点，反对派议员情绪激动，敲桌子声此起彼伏。她只是举起议事槌，语气不疾不徐：“请以议事规则为准绳，咱们没必要用嗓门代替论据。”场内逐渐平息。
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夕，她已是三连任的主席。外界原以为她会继续参选，个人威望摆在那儿，成功几乎毫无悬念。偏偏她选择急流勇退。有人怀疑是健康出了问题，也有人猜测是北京有新布局。事后才渐渐清晰：她要把机会留给“后浪”固然是公开理由，更关键的，是两位至亲相继离世——2004年丈夫范尚德病逝，婆婆身体每况愈下；再加上多年奔走积劳成疾，医生屡次提醒乳腺癌术后易疲劳，她不愿再透支。
更少为外界熟知的，是那枚银色胸针背后的故事。1994年，留学加拿大的女儿突患急性肾炎，需要换肾。范徐丽泰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肾脏捐给女儿。丈夫为此特地订制了那枚胸针，上面刻着两行小字：“家，是出发点。”多年后，她以这种方式提醒自己：无论政治浪潮怎样汹涌，亲情是最后的锚。
宣布不参选的风声传出后，香港坊间议论纷纷。拥护者惋惜，批评者则不吝尖刻评论——“怕输就退”，甚至有人挖苦她“怕被告”。对此，她在闭门答记者问时轻描淡写：“怕不怕告？香港言论自由，批评我也要守法。我只是觉得，自己的阶段性任务完成了。”那句“阶段性任务”后来成了她给生涯下的最精准注脚。
2008年1月，她以高票连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年3月出任全国人大常委。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她换上更传统的旗袍，却依旧是俭约的布料、朴素的裁剪。有人问起从地方议会到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是否不习惯，她笑说：“规则不同，初心一样——为华人社会立好法、管好事。”简单一句，被记录在当日的会议通讯里。
在不少港人眼里，这位女议长有着难以复制的个人符号：短发、眼镜、平底皮鞋。25年前媒体曾奚落她的“老土”，时至今日，港岛中环的写字楼白领却以她为稳重典范。有人说她像撒切尔夫人，也有人更愿意称她为“香港范太”。她本人倒是不以为意，每每笑称自己“充其量就是一个做文书工的公仆”。
纵观她的退出声明，三点原因看似平实，却透着多年政治磨砺后的深思：一是制度运转不能因个人意志而延宕；二是新生代必须有舞台，否则改革无从谈起；三是香港已渡过最崎岖的桥，不必再靠同一张面孔维系信任。对照她当年走羊肠小道、宁可弄脏衣服也要先人一步的稚气，如今的“后退一步”反倒更显冷静与担当。
有人曾在访谈中问她最欣赏的品质。她想了想，说的是“守信”。这两个字，恰好呼应了她早年从父亲那里听来的处世第一课。2007年这场卸任宣告，与其说是一张政治答卷，不如说是一种信守——对家庭、对健康、对香港，也对早在1983年那通电话里许下的承诺：只要有能力，就尽力服务市民；如果力有不逮，就让更合适的人顶上。
随着木槌最后一次敲响，范徐丽泰步下主席台。议员们自发起立鼓掌，掌声延绵良久。她微微颔首，没有回头。走到门口时，曾经的老同事轻声说：“范太，辛苦了。”她停了一下，压低声音答：“香港还长路漫漫，你们加油。”短短十一字，算不得豪言，却像一盏灯留给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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