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提“台湾有事”，看来中方给高市早苗的教训还不够多。
1月19日，高市早苗刚宣布将于23日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试图通过政治洗牌巩固执政地位，转头就又把“台湾有事”的陈词滥调搬了出来。
熟悉日本政治的人都知道，她是安倍晋三的核心政治传人，更是日本极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一直主张“摆脱战后体制”，把推动日本军事化当成核心目标。
而高市早苗反复提及的“存亡危机事态”，按照日本2015年通过的“新安保法”，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指的是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遭武力攻击，进而威胁日本生存的情况。
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更是被《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明确确认的内容，日本政府曾多次承诺尊重这一立场。
把中国内政和日本的“存亡危机”绑定，本质上是为日本突破和平宪法、行使集体自卫权找借口。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并非高市早苗的一时口误，而是日本长期推进军事化的必然结果。
2026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实现十三年连续上涨，创下战后新高，预算中还专门设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项目，说白了就是拿钱给菲律宾等周边国家送武器，试图搭建围堵中国的军事同盟。
同时，日本还在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开始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甚至有消息称其在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为引进核武器打开方便之门。
结合1月19日高市早苗解散众议院的决定，不排除她刻意炒作涉台议题，是为了在大选中煽动民粹情绪，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低迷、民生问题的不满。
毕竟当前自民党在国会两院都未占据过半数议席，通过渲染“外部威胁”凝聚右翼选票，是她维持执政地位的重要手段。
但这种拿地区和平当赌注的政治操作，无疑会加剧东亚局势的紧张，也让国际社会更加看清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风险。
而中方在联合国的质问，正是戳中了日本的痛处。
1月12日，中方在联合国大会相关会议上发起反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当场质问日方：“对待历史到底是种什么态度，日本从来没有真正地认罪悔过！”
从篡改教科书淡化侵略历史，到首相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再到如今否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日本一直在试图模糊历史真相。
更关键的是，日本的扩军动作已经远超“专守防卫”的范畴，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强化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推动自卫队作战方针向“先制性威慑”转型，这些举动都可能意味着日本正在重返军国主义的老路。
而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只是这种危险倾向的集中暴露。
面对日本的挑衅，中方的回应既有法理高度，也有实际手段。
除了在联合国重申国际法准则，揭露日本的虚伪面目，经济上的出口管制也精准打击了日本军工的软肋。
1月6日，中国商务部公布对日本军民两用物资的出口管制措施，涉及航空航天材料、稀土相关产品等关键品类，禁止这些物资用于日本军事领域，直接卡住日本军工产业链的“七寸”。
要知道，中国是日本稀土、精密电子部件等关键物资的重要供应国，这些物资是制造先进武器装备的核心原料，中方的管制措施可能会让日本的扩军计划陷入供应链断裂的困境。
军事上，解放军在台海、东海相关海空域的常态化训练早已形成体系，这种透明且专业的军事存在，既是对国家主权的捍卫，也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效威慑，避免其产生误判。
站在2026年这个时间节点，回望八十多年前的反法西斯战争，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伤痛仍历历在目。
当年《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日本必须归还窃取的中国领土，包括台湾在内；日本签署的投降书也承诺忠诚履行这一义务。
这些国际法文件构成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任何试图否定或篡改的行为，都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也是对国际社会的挑战。
高市早苗的一系列言行，让我们不得不警惕一种新型军国主义的抬头。
这种军国主义披着“正常国家”的外衣，打着“自卫”的幌子，通过修改法律、扩充军备、渲染威胁等方式，逐步突破战后体制的束缚。
与二战时期的军国主义不同，它更擅长利用国际规则进行伪装，借助美国的亚太战略寻求支持，一步步实现军事扩张的目标。
不排除未来日本会进一步强化与G7国家的军事联动，在台海、东海问题上制造更多摩擦，试图改变地区战略平衡。
但东亚地区能维持数十年的和平稳定，来之不易，一旦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周边国家的普通民众。
就像日本国内已有数百名民众聚集抗议高市早苗解散众议院，他们担心这种政治操作会制造“政治空白”，影响民生，更忧虑政府的扩军政策会把日本拖入战争的泥潭。
这说明，爱好和平的日本民众也看清了右翼势力的危险。
而中方提出“共同消灭日本军国主义”，并非要挑起对抗，而是对地区和平的负责。
中国的立场，既是在捍卫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在守护东亚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
日本如果执意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无视历史教训和国际社会的反对，最终必将会自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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