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1月19日，以色列官员对外确认，该国已收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新成立的“和平委员会”邀请，该委员会拟负责监督加沙地带和平计划的下一阶段推进工作。同一天，俄罗斯、白俄罗斯、斯洛文尼亚、泰国及欧盟执行机构也被列入受邀名单。外界对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决策流程以及成员国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提出质疑，尤其是以色列在该委员会中的角色更显敏感。以色列极右翼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公开抨击委员会安排不公，强调加沙事务应由以色列主导，其军事管制与战略决策不容外部干预。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在表态中试图淡化与美国总统的分歧，宣称两国关系不会因此受损。这一系列事件表明，美国在中东事务中推动的新治理模式，不仅引发地区核心利益相关方的抵触，也暴露出所谓“多边监督”安排与现实地缘政治的深刻张力。
表面上，这项“和平委员会”是美国提出的解决加沙停火后治理问题的工具，意在以所谓国际化、多国参与的方式对冲长期以来的地区矛盾。然而，将以色列置于委员会之中本身就是矛盾的源头。以色列作为停火协议的直接相关方，其利益与安全考量与巴勒斯坦民众的生存与治理权存在天然冲突。在委员会决策权尚未明确的情况下，美国意图通过多国参与制造合法性表象，但现实中，这种安排更可能加剧成员国之间的摩擦，甚至促使以色列采取更为强硬的单边措施，从而使委员会失去调解功能。加沙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并不在于缺少外部参与，而在于权力结构、历史纠纷和安全逻辑之间存在深刻矛盾。
从机制层面分析，美国此举反映出其在中东战略中的两重意图：一是试图以国际组织化手段延伸对关键地区的影响力，使其在加沙及更广泛中东事务中保持主导地位；二是通过邀请多国形成“合法性联动”，为可能的政策推动提供国际舆论支撑。特朗普及其幕僚通过委员会设定自己为终身主席，实质上是在将中东冲突的调解权与美国国家利益直接绑定。这种安排看似多边化，实际上是典型的权力中心化策略，即通过表面规则和程序来掩盖决策的单边性质。委员会成员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不一，美国的单向主导性难以掩盖潜在矛盾，尤其是当涉及以色列核心安全利益时，摩擦几乎不可避免。
进一步来看，这种安排对地区安全与治理的潜在影响值得警惕。委员会若在成员国分歧下运作不畅，可能导致停火协议执行受阻，甚至激化局部冲突风险。以色列内部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显示了委员会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斯莫特里赫强调“加沙是我们的领土”，暗示以色列在安全与治理上的排他性逻辑，这与委员会的国际监督目标形成直接冲突。若以色列单边行动与委员会决策出现对立，委员会可能从监督工具沦为摩擦源，从而加深加沙治理的不确定性。此外，多国参与所带来的利益博弈，也可能导致委员会成为外交博弈的平台，而非有效治理机制。
历史经验同样提供警示。过去多次国际监督机制在中东的尝试，往往因成员国间利益冲突、执行权不清和当地政治现实复杂而失效。美国推动的“和平委员会”面临相似困境：其合法性基础依赖于成员国认同和执行力，而现实中，以色列、巴勒斯坦及周边国家的利益差异，难以通过形式化的参与安排解决。委员会的存在能否真正推动和平进程，取决于美国在权力运作中是否能够兼顾地区主要行为体的核心安全诉求，而非仅仅通过国际化表象制造政治便利。
从地缘政治的宏观角度看，此举折射出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策略演变。特朗普政府意图通过自建多边机制，绕开传统联合国体系和现有国际规则，寻求在关键战略区域形成新的影响网络。这种操作模式在短期内可能强化美国话语权，但也带来长期的不确定性。既有国际机制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受到挑战，新机制的效果又高度依赖美国自身权力与外交手腕，一旦内部或外部因素发生偏差，整个体系可能面临功能失灵的风险。中东地区的结构性矛盾无法仅靠程序化安排解决，权力分配、历史纠纷与民众安全需求仍是核心变量。
展望未来，委员会的实际运作将直接检验美国在中东事务中的战略逻辑。若以色列坚持其安全与治理主张，委员会可能被边缘化；若美国能够在权力主导与多边参与之间找到平衡，其对地区事务的掌控可能进一步强化。然而，无论结果如何，这一事件都再次提示：单边主导的国际安排在面对复杂历史与现实矛盾时，往往难以实现治理目标，冲突管理需要比表面程序更深层次的理解与策略。和平的实现，不在于委员会的名称或成员，而在于各方能否在权力、利益与责任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
在特朗普推动的所谓“和平委员会”背后，中东地区的政治逻辑与国际秩序的博弈清晰可见。权力安排、国家利益与国际规则的交错，使加沙治理成为多重矛盾的汇聚点。委员会能否超越形式主义，实现实际治理价值，取决于美国、以色列及其他成员国如何在现实权力关系中重新定义合作与责任，也取决于历史经验能否成为现实政策的参照，而非被轻易忽视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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